我们是“疑病症”患者么？

Hypochondria的意思是“unnecessary worry or preoccupation with one's health”，翻译为“疑病症”。这个单词符合“多数较长英文词汇是外来词”这一规律，其词源是希腊语的“hypochóndrios”；而pypochondriac既可做形容词，也可做名词，意思是“疑病症的（人）” 。例句：In one of his last letters White defends his hypochondria: “I don't regret the time I spent worrying about myself.（怀特在他生前最后的信笺中为自己的疑病症辩护“我并不后悔那些花在为自己忧心忡忡上的时间”。）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批判说，美国变成了一个充满疑病症患者的国度，昨晚看到一条新闻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这一点：美国每年人均消费某种止疼药近70片。

此外，排除环境污染、工作高压等因素，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疑病症患者的国度，因为不管大小毛病，人们都倾急于冲向医院、或者寻求中医、中药以及五花八门“养生”的疗效，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其实对很多持续不久的一般的毛病，都可以自然抗击并恢复。



这大概也是为何那么多到了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的中国移民，总是过于夸张地抱怨说，那里的医疗体系“多么落后与低效”，而对人家普遍的国民身体素质和领先的人均寿命视而不见。当然，在阑尾炎等急性毛病的处置方面，有些发达国家的确没有中国效率高。可是也必须看到国内存在的另一些令人十分担忧的趋势：从乡镇到大小城市的很多医院，很多时候求医问病，都要“疏通关系”才能快速看病，或者找到“内行专家”；对一些年纪较大且病史较复杂的病人，医院各种推诿拒收，导致不少农村老人求医困难、无法得到适当治疗的现象。

疑病症患者，其实是丧失了内在的自信，转而过于依赖外来的援助。这可以说是本末倒置（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Too much water drowned the miller.）.

日常生活，只要在饮食、作息、运动和情绪方面保持一定的平衡，往往都不会出大问题，遗传性问题当然例外。身体有时候发出一些信号，那也是以上环节的某一个或一些出了问题，适当加以矫正，自然会回复康健。

我自己最近就有个生动的例子。大概一个月前，我的右脸靠近颌骨咬合关节部位，吃饭时疼痛，后来上牙龈靠内，有隆起肿块，持续两周还没消退，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应该是牙齿不整，导致对那个部位的牙齿产生过度压力，但应该不是感染，否则早就化脓恶化。家庭医生建议我好好休息的同时，预约牙医。

我自己分析，主要原因是最近几个月因犬子降生，我协助抚养，睡眠没有达到我认为适合自己的的八小时，但每天下午靠咖啡提神，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过劳”运转。于是我在一周以前开始补充睡眠，最近几天，症状明显好转、疼痛减退，估计没几天，就会消失。

所以，我的原则是：一般只有两种情况需要去看医生，一个是短期的、前所未有的剧烈疼痛，另一个是出现并不剧烈的疼痛、或其他异常症状，但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或十天。

当然，也还要结合自己的遗传、病史及其他身心状况，而且可以利用发达的网络等现代媒介，多多查找相关文献和讯息，但一定要带着辨别能力、选择性地看，不能只看那些耸人听闻的“吓尿体”，或意图售卖产品的“万能中药/中医体”广告。

老人和某些比较单纯的家庭妇女，是最容易沉迷于各种“养生秘方”和“万能中药”的，所以见识广泛些的子女亲朋，有责任时刻提醒，或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以防误入歧途。

疑病症患者，根本上不是身体上出了问题，而是思想上除了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问题”。

科学、理性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保持身心平衡，并在这方面帮助身边的人，是终身的要务。总结起来就是“A healthy mind in a healthy body.”

一段不错的英文

这段英文的措辞和意思都很不错：【Political differences are seen as irreconcilable.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you are regarded as not just dumb or misguided but evil as well. Everything -- from school shootings to the American dream -- is seen through a partisan lens. Views are set in stone; changing them is regarded as a sign of weakness, not strength.】（政治分歧往往被视作是不可调和的。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不是被视作傻子、就是邪恶的迷途羔羊。从校园枪击到美国梦的所有一切，都是党派棱镜后面的镜像。人们的观点坚如磐石，愿意改变的人，被视为懦弱无能，而非勇敢坚定。）

来自 https://www.cnn.com/2018/02/26/politics/monica-lewinsky-bill-clinton-analysis/index.html 

一段微博上发不出去的文字

【在欢腾的网路上，除了道路以目、或沉醉于歌舞升平的新时代图景，人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毕竟，那么多人的表忠、还有人在随时提醒注意安全：不要再有不安全的言论和行为了——比现实中提醒性安全的频率和口吻都要频繁和赤裸（我还有诸多朋友坚信这是一个崛起的、人们幸福的时代；当网路上说话已经要注意安全的时候，真不知道那种幸福感是哪里来的；至于所谓的崛起，我想来是不否认的，然而，崛起的东西，未必都是好的，稍微读些世界近现代史——比如第三帝国和USSR，就大抵是不该如此盲目的）。

于是人们都变聪明了，假装浑然忘却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沉浸在旧历新年的琐碎余欢里。也有人说，至少也不要去表忠、至少还可以沉默呢。可是，历史不是由沉默的人造就的，而是由言语和行为写成的。当一些人沉默着，另一些人鼓噪着、甚至果断行动着，那么历史就由后者造就了。

也许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华历史主干的形成机制；也或许，这就是周树人先生百年前坦诚的：我们的历史不过就是“吃人”两个大字。

正不压邪，莫过于此了罢。】

论友邦惊诧

昨日爆出那大新闻，有人呼天抢地、有人悲怆不已、有人忧心忡忡、有人额手称庆。

额手称庆的，可以理解，历朝历代不乏这样的角色。

悲怆忧心的，其实有些过度了。这种滑坡，犹如全球变暖，并非一日一夜之功。各种迹象，早昭然若揭。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如今的举动，对他们只不过是理所应当。

反过来看，也是好事。相信是好事的，自会目睹究竟如何。相信是灾难的，也是会加速朽腐的溃崩。

但无论如何，大家只能道路以目。

是可以理解的，一则生命珍贵，二则全无卵用。

老宅里的野兽

隆冬腊月，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染白了尖山沟的每寸山坡与田地。平日喧闹的鸟雀，此刻躲在深邃的石洞或树叶的窝里瑟瑟发抖、噤若寒蝉；野兽们也都龟缩在暗无天日的土穴里，等待冰雪稍融、伺机而动。

茫茫雪野，罕有人兽足迹，只我一人，伴着耳边的风声，在通往尖山对面老宅的山道上踟躇。

批风戴霜，须发苍苍，终于抵达老宅。青瓦灰墙的宅子栉风沐雨，虽颓朽渐显，仍傲骨嶙峋，抵抗着岁月侵袭。

老宅地势高拔，背靠莲花山、面对大尖山，左侧羊肠山路，右侧竹林绕池，前面一方平整打谷场，场下菜畦肥沃，再往下，是逐级降低的大小梯田。

眼前的一切，都覆盖在冰冷苍白的雪花之下。

拾级而上，我走到右手厨房门前。门板当初的原木，如今已布满岁月锈痕、充满无数野蜂孔洞；左边门板底部，被野兽啃出一个进出窟窿，齿迹斑斑、触目惊心；右边门板系若游丝，悬在门廊和底座间，摇摇欲坠；门环和锁扣，都是用铁丝与蛮力扭成，替代铁锁的，是一根Y状树棍。这样的装置，大概只能抵挡温和野兽。

抽出树棍，走进小屋，立刻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因屋内灶台里居然闪烁着星火。就是那种从冰天雪地、走入火焰摇曳屋里的感觉。

可定睛一看，热气腾腾的锅里，蹲着一只浣熊，浑身浸泡在水中，双眼紧盯着我。

再看炉灶里，有只罐子，里面也蹲伏着一只狐狸模样的野兽，也双目如炬，但罐里汤汁，似在翻滚。

炉灶的一边，又见两只介于松鼠和狐狸之间的东西，已近烤焦。灶火微弱摇曳，我惊恐的同时，情不自禁，拿起手中棍子，将烤焦小兽拨弄到火苗中间，于是它们就“刺刺喇喇”燃烧起来，助长了火苗的气焰。

野兽们的眼神盯得我发毛。我打算退缩。

离开前，眼睛余光，忽又见炉灶内另一侧，有只大黑熊，也目光如电，但似命火未灭，试图向我扑来。

我拔腿夺命，蜷曲如球，一下顺着披盖冰雪的万水千山，疾速奔驰，滚到山脚春光明媚的大草原。

躺在草地，惊魂未定，我睁开双眼，却发现躺在床上，窗外晨曦微露。

那父亲出生的老宅，在万里之遥的梦中故乡，如今早已无人居住，颓败多年。

一个灵魂目前无法安放的、悬垂的中年人的自白

春节，对大部分人而言，充满了团圆的幸福；对另一些人而言，则近乎一种折磨。

于我而言，今年春节，与往年大不相同。母亲因流感引发肺部感染，现在还躺在距离老家30公里外的医院，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那个冷清的小山村，前段时间，十几只鸡被贼人偷走，现在只有一条忠实的土狗陪伴他；他大概不习惯一个人过年，也不怎么会收拾家里，又不顾家人、亲戚的劝阻，这几年一直还服侍着几头牛（在偏远乡村养过牛的人，是知道这种事情的辛劳的，所以我的故乡用“服侍”来形容养牛，是毫不为过的），在孤独和劳累之中、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父亲对母亲这个时候的生病，似乎还多有不满，因为对于病因，他也有着不同看法。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身在接近两万公里的异国他乡。前天晚下班后，回家的车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想着母亲病倒在医院，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也还有姐姐一家悉心照应住院和吃饭等繁琐事宜，但父亲必然还是在将近年关的时候觉得冷清，而且可能不太知道怎么为过年做准备，我电话回去，一是安抚一下他的情绪，另外或许也可以提醒一些要准备的事项。

但是电话接通后，没说几句，父亲便开始埋怨了，种种琐碎的细节和一些可能难辨是非的误解，仿佛一枚枚尖细的针刺戳进我的内心。放在前几年，我一定早暴跳如雷，吼起来和他吵架了。但现在，毕竟我也是年近不惑的、身为人父的中年了，我知道这样不仅显得没有风度，只会徒劳，甚至适得其反，于是学会了克制情绪，我平缓地说：爸，妈都这样了，先别说什么了，反正这些年妈大小种种生病，主要也还是靠我和姐姐奔走照应，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而且，您这样的话，和我说没什么，希望不要和我妈说。

我知道这些话，父亲不会听，母亲回去之后，他们必然又是冲突；虽然几十年了，但我依然不习惯，依然每次都觉得内心刺疼，据说姐姐也是类似感受。我似乎无法理解，一对夫妻，一起生活了三、十四年，为何要变成如今类似寇仇的情形呢？但我知道，这样的夫妻和父母，为数不少。但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样的痛楚，还是无法言说，也无人可以言说。也许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诉诸文字，虽然只有所有情形的冰山一角。

父亲虽然大概嗅到了我不悦但克制的气息，但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试图继续埋怨、并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列车这种满是陌生人的公共场合，我也没有继续交流下去的欲望，于是就说：算了吧爸，不说了。就先挂了电话。

子女的事情，父母是会终生记挂的；反过来，父母的情形，也会终生投射到子女的生活里。有朋友说，他们年少的时候，会被父母的过分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叛逆、逃离。这种感受，我是没有的，姐姐大概也没有。但并不是说我的父母对我们不好，其实父母为我们的成长和学业，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毕竟在我那边远的故乡、在那贫困艰难的年代，让我们初中后继续读书，都不是一般父母可以和愿意做到的。

但是父母情感上的敌对和生活战争的硝烟，总是若有若无地弥漫在子女的生活中，仿佛某种挥之不去的诅咒。那是一种不是自己问题的巨大问题，无论你怎么努力，都难轻易破解。这种事情的对错，无论父母还是子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不同的叙事，都有不同的是非判断，然而，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当终极判官，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西西弗斯难题，也是家庭里面不停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猎鹰，但起因，却不神圣、也不高尚，只是琐碎。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身在这样的家庭，只有祈祷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忽然有一天顿悟，然后开始尊重和理解他们当初选择的伴侣，和平度过日渐减少的时日。这种祈祷，十有八九不会实现，所以子女除了在煎熬中忍受，别无他法，也还得像那些幸福家庭的子女一样，承担起抚养病衰父母的义务。

目前为止，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已近四十年，去年是第一个我未曾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春节，记得我去年春节，曾打趣地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你们两老也不要太抱怨了，甚至也该满足了，目前为止，我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和你们一起过的呢。母亲说是啊，满足了。

今年，是第二个我没有与父母一起过春节的念头，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令人揪心的事情：母亲住在医院、父亲独自在遥远冷清的山村生闷气、距离不远的姐姐一家对母亲提供力所能及的照顾、我身在万里之遥，有个婴儿随时哭闹。

除了比较频繁一些的电话问候，还能做什么呢？只能接连多个长夜里，让纷繁的乱梦，把自己静静地撕碎。我是一个很少失眠的人，虽然梦很乱，但大概已算是相对幸福的了吧。

有人会说，若用古代观点来看，我远非孝子。父母在的时候，我不但远游，还游得那么远，近乎远到来了天边，乘坐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

其实以前，虽然未必很“顺”，我算是比较孝的。父亲身体目前为止还算好，没什么明显问题，母亲自2006年至今，大小手术进行了六七次，大小医院也看得有五六所，遍布北京、上海及故乡那个身份，绝多数时候，都是我和姐姐都鞍前马后伺候着她老人家。记得06年在郑州的手术，只要四五万块钱，我们家都凑不出，找了不少亲戚，才勉强借够手术费，那时候病房的陪护家属，只能打地铺，我头一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吹着空调，就感冒了，第二天发高烧。

值得欣慰的是，我现在的妻子，在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很体谅我家庭的处境，也特别支持，2014年放寒假的时候，她与我一起到洛阳给母亲看骨髓炎，陪护了一个月。那年也是大年二十九才回家里，一家人一起过了个团圆的年。

其实，与故乡和父母在距离上的渐行渐远、在陪伴时间上的日渐稀疏，似乎并不是只有去国游子才会经历的。

2000年，我第一次远行，到距离五百公里外的城市读大学，自那时起，基本上每年只寒暑假回去与父母团聚。2006年到上海读书、定居，距离故乡800多公里，回去的时日更少了，甚至寒暑假，还要兼职一段时间，然后再回乡。

我渐行渐远，虽然人生处在上升阶段，但父母偶尔也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不考虑回来工作了？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好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了。我完全能理解自己父母的心情，但又舍不得真的放下追寻自己的梦想。我大概是自私的吧。

子女是风筝、父母是引线的说法十分形象。那情感的引线，永远无法割舍，不管幸福与否，各个家庭大都如此。

我成家晚，在上海的时日，我多数时候孤身一人，曾有几次将父母接去小住，起初的新鲜感过后，父母并不太习惯，说语言不通，而且城市里噪音太大、太吵。我当时明白，以后如成家，要把父母带到身边一起居住，也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经济、习惯、语言、环境等各个因素，都未必能很好磨合。

在我看来，父母如果能生活自理，还是自己独自生活比较好，不易长期和子女混居，难免发生各种磕碰。但那是理想境界，父母年岁到了一定时候，容易出现各类突发状况，如果子女都距离遥远，很可能会发生“一疏忽成千古恨”的状况。

这种焦虑，随着我距离父母距离的拉大，也与日增加。而且人到了一定处境，会有更多的因素要权衡。

如我父母所愿，去年十一月，我和妻子喜得一子，如今小子茁壮成长，特别可爱。我的岳父母，也尚康健，去年十月来帮忙照顾妻子和后来的孩子。我们这个小家庭，当前的状况还算差强人意，我们在这边过着普通但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多了一份喜悦，但也添了一份责任，这样一来，就成了夹在中间的人：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要负担双重责任的人。我的每一个重大举动，都要权衡两边的利弊。

其实这种状况，大概是几乎所有中国中年人都面临的情况，只是每个人的内心斗争、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而已。前几天风靡的那个北京中年男人关于岳父生病的帖子，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岳父恰好也是流感引起的肺部感染，我当时看后，越发心情沉重和焦虑。好在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不那么严重，而我的经济和”人脉“情形，也远没有作者那么强硬，大概也是上天眷顾吧。

又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出路，仿佛只能等着，看看是否哪天会有好的解决方案出现。

今天午饭后，妻子问我，你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一个是能继续读书，另一个就是回乡探亲小住。妻子十分赞同。

现在，这里依然是冬令时，与国内相差13个小时，这里的昨天晚上，正好是国内的除夕，我晚上吃过饭，静静地走到楼上的空房间，关上门，给父亲打电话，试图缓和一下前天我先挂电话造成的可能”创伤“，我打了4遍，都没人接。不知道是父亲较真、生气了，还是电话不在身边，抑或是故乡浓雾弥漫、信号不好？天气不佳时，故乡那个既像世外桃源、又似与世隔绝的山村，有时手机信号的确是不好的。我希望是最后一个原因。

这段时间，也是十分疲累的，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半出门乘车上班，晚上六点四十到家，吃饭后，帮忙带带孩子，不知不觉，就经常是十一点、十二点多，洗漱后躺下，本应该迅速沉沉睡去，可有时，就像我另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所说：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看着窗外被白雪映衬得如同白昼的黑夜，你会不相信十多年眨眼即逝，自己已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男人，一些年纪大的长辈，也都渐次离开了这个世界.....

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总听人说“中年危机”，学文学的时候，也总是在各种小说里听到这个词汇：有的中年人遇到了职业瓶颈、有的碰到情感婚姻危机、有的感到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也有的开始对人生心灰意懒——过去不可追、未来悬不决。虽然文学中有不同的境况，但未曾亲身经历，尚不太明白“中年危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也许可以套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幸福的中年彼此相识、不幸的中年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中年危机”可以有多种类型，大概我的，主要就是难以平衡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状况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同龄的很多朋友和陌生人，都面临着和我主题类似、类别不同的各种“中年危机”，这些问题，有些像慢性病，不太容易一蹴而就解决，但似乎又不太可能带来即刻的重大威胁，唯有在时间中煎熬，才能慢慢接近解决临界点。这样的状态，是不好受的。

那种状态，就是索尔-贝娄Dangling Man这部小说的题目所彰示的，汉语大抵可译为《悬垂的人》或《进退两难的人》。

之所以进退两难，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What happens if you are caught between two commitments?”（若面临两个同样艰难的抉择，你会如何？）

之所以悬垂，是因"Dangling Man swings aimlessly about in space and searches his soul.”（悬垂的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空中，索寻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是一个灵魂目前无法安放的、悬垂的中年人。

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中年男主角，也是一个悬垂的灵魂，他日复一日，用”咖啡勺丈量着人生“；他的问题是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搅动这世界“。

身处中年危机的人，也许唯一出路，就是在继续悬垂和忍受之余，扪心自问，如何做，才能忠于自己的灵魂，然后去付出果决行动”搅动这世界“。

只有这样，才能与灵魂和现实和解，不必乱梦绕身。

由“外遇秘书”引发的联想

以前在上海那个大学教英语，总跟学生说，CHINADAILY可以看，但一定不要多看，否则英语水平就堕落到和他们一样了。随便抓一句他们网站上的英文报道，就可以揪出几个问题来，比如下面这一句：“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Xi Jinping have creat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eading Party officials said Wednesday.” 其中的“mainly”在逻辑上和后面的“represented”是冲突的，应该去掉；“created”用在此处也很不合适，改为"put forth"会好很多。（引文见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7-10/19/content_33438987.htm ）

我的直觉，得到了一个知道一些内情朋友的验证，他说不管是人日海外版，还是CCTV英文频道，里面是不缺乏高水平外籍编辑的，然而卵用也没有，因为所有外籍编辑的稿子，最后都要由“德高望重”的本土编辑来“把关”和“定夺”，这些编辑们大都七老八十，他们之所以德高望重，是因为以前加过毛选之类红头著作、文件的翻译，代表着最高翻译权威，独领风骚至今。四五十年前的政治文宣翻译宿老，如今还要把控外宣渠道，真的是不知星转斗移，南辕北辙。

这些官媒，自不必说，甚至在一些颇有名气也颇傲娇大学，也存在这种官僚和迂腐的做法。笔者以前所在的单位，也算是全国英文专业排名前三甲的，一次，遇到学校“外事秘书”岗位的翻译问题，我人微言轻，谦卑得近乎低声下气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International Officer/Coordinator”，我私下认为言简意赅，传神达意，不必拘泥于汉语原文的什么“秘书”之类；然而领导们不放心，去求教一位宿老，老人家最后定的版本是：“Foreign Affairs Secretary”。刚才我请教了一位北美名校毕业的本土人，他对宿老的翻译直摇头，说一看就是指“外交部长”。这两年，我也看到北美大学类似的岗位英文，都和我当初提出的版本差不多。

如今，每当想到“Foreign Affairs Secretary”，我都会心一笑，内心本能地把它反译回汉语聊以自乐：“外遇秘书”。记得我已取关的华东牛校那位自豪的中年英文教师，以前也曾把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反译回更加有趣的汉语：“东中国正常大学”。

其实，东中国很多大学和外文媒体的英文素养，是不太正常的。但问题，恐怕不只在于人。

我的祖父母---AUTOBIO---001

外祖母

外祖母的姓氏及名字，我如今记不得了。也许母亲提到过，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完全没了任何印象。不过关于外祖母的几件“逸闻趣事”，我倒是记得牢固。其中一件，便是外祖母去世的年月，那一年母亲8岁，所以应该是1964年，距离三年“大饥荒”尚有时日，况且外祖母生活在并非重灾区的湖北孝感地区，所以外祖母不是饿死的。但外祖母的去世，也是非正常死亡——她是死在了一个江湖医生手里。外祖母常年患有一种叫做“出血热”的毛病，发病的时候，咳嗽不止，高烧不断。一次犯病之后，外祖父请来了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医生给了一种白色粉末装的药粉，花开在盛满水的碗里，水就沸腾了，医生让外祖母喝下去，说能治病。外祖母遵医嘱，但喝下去之后的当天夜里，就不行了，很快就咽了气，撒手人寰，留下8岁的母亲、比她大2岁的大姨、比她小5岁的三姨，以及比她小8岁的小姨。

其实之前，据说还有个舅舅，比母亲大一些，但十多岁的时候，在那个宽广的长江支流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外祖母自然悲伤不已，但也只能身负生活重担、渐渐忘却悲伤，继续前行。没想到几个女儿尚未抚养成人，就再遭不幸。母亲说，外祖母身高一米七几，当时在村里鹤立鸡群，但除了身高之外，也是个本分生活的谦卑家庭主妇，毕竟那个是男尊女卑的时代，而且外祖母所在的孝感地区孝昌县，又格外重男轻女，想必外祖母生活颇为不易。


外祖父

外祖父姓丁，记得母亲说他交丁登云，他一生不苟言笑，生活艰辛。外祖母走后，有邻居说要他告发赤脚医生，要他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外祖父婉拒了，说人死不能复生，何苦再去祸害并非恶意的医生。现在提起赤脚医生，不少人肯定纳闷：既然没有行医资格，为何还要当医生？这种纳闷，来自对那个时代农村地区的误解，因为那时候，十有八九的村子，都是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人在做医生，像我故乡郑氏医生那样子承父业的中医“世家”，亦是颇为少见，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会打小针、吊针和给头疼感冒开方子的人，遇到外祖母那样的疑难杂症，自然是连蒙带猜、试验性地开具方药。

我是见过外祖父很多次的，但能记起来的他最早的印象，也是一位额头皱纹弥补的老头儿了。幼年，每年春节初三左右，我都随母亲从河南到湖北给外祖父拜年，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但在幼小的我看来，跨省走亲戚，依然是一次令人兴奋和期待的长途旅程了。

外祖父个头不是太高，大概一米七出头一点，额头的发际大概因为过度操劳，已经开始后退；也因为常年耕作、打渔，外祖父身上没有丝毫赘肉，反而十分精瘦干练。

外祖母去世后，一个男人抚养四个孩子，的确是特别不易的。好心的相邻劝说外祖父，说他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媳妇过日子，但外祖父拒绝了，因为农村的后妈，大都是不善待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的，外祖父不忍心看到没妈的孩子还要遭受更进一步的虐待，就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然而担子还是太重了一些，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小姨才两三岁，外祖父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狠心将小姨送给了别人抚养。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常见的做法。

白天，外祖父在田地里劳作。长江附近的孝昌地区，是一望无际的河流冲击平原，突然肥沃，河岸适合种植花生、棉花和芝麻等作物，远离河岸的地方，大多是水田，一年可以种两季稻谷。“大集体”时期，外祖父还是生产队长，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他的严苛，是远近闻名的，又一次，饥饿的母亲到外祖父掌管的生产队库房偷了一根胡萝卜吃，外祖父得知后，暴跳如雷，提起母亲就打，母亲的一条腿不知是骨折、还是肌肉拉伤，一个多月后才可以正常走路。

夜间，为了补贴家用，外祖父有时候会驾着小船、带上渔网，到那条大河去捕鱼，总是在半夜回到家里；外祖父回去之前，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胆战心惊，听到风吹木头门窗的吱吱呀呀声响，总怀疑是闹鬼了。外祖父捕鱼，有时候收获丰富，有时候鱼虾很少，还有一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网撒下去，往起拖的时候很重，还以为是捞到了一条大鱼，没想到拖到那边一看，是一具尸体。外祖父吓得魂不附体，脸色苍白地跑回了家。

似乎是外祖父亲口对我讲的，说他年轻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会到乡间抓壮丁，就是看到年轻男子，就上来困走去当兵。一个傍晚，外祖父和几个年轻人正在田埂上往回走，抓壮丁的队伍过来了，年轻人四处逃窜，外祖父狗急跳墙，就势一下滚到旁边的稻田里，从头到脚滚了一身泥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才躲过士兵的搜索。战争年代的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当兵对绝多数人意味着当炮灰，而且打仗的意义与个体生活到底有多大关联，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都能逃则逃。希望当将军、或者希望打江山的士兵和野心家，自然又是另当别论了。

我读大学后，见到外祖父的次数愈发少了起来，由以前的一年一次到几年一次。最后一次见到外祖父，大概是在2002年，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已经不太好，总是咳嗽，面黄肌瘦，俨然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后来一年，因为冬天雪大，我没有去给外祖父拜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巨大遗憾。母亲说，外祖父去世前，病倒在床上将近一年，他的一条腿一直疼着，最后那条腿萎缩了。乡村的很多人，一般到了六十来岁，得了比较大一点的毛病，就不愿意去医院“浪费钱”了，而是在家里扛着，运气好的，会扛过去，但很多就从此急转直下，一病不起。回想起故乡的相邻及亲戚，似乎没几个真的是“无疾而终”的，60多岁死亡，似乎很正常，七十岁，算是高寿，八九十，近乎罕见了。

外祖父去世后，我在外读书、工作，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去湖北三姨家就更少。小姨小时候送给别人后，三姨就成了家里的老幺，外祖父没有儿子，于是就按照乡村习俗，给三姨找了个“上门的”丈夫。


---未完待续

汉娜·阿伦特：夜色

夜色将我包围，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我不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

我不再知道田野成了红色，

一切都想逃遁——

只是给我一点平和。

我想到他，想到爱——

似乎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大陆；

“来与给”都是外来的；

我不知道何物将我束缚。

夜色已经包围了我，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反抗无从发起

朝着新的哀伤与欢乐。

那段距离召唤着我，

昨天如此清楚和深刻，

他们不再将我诱惑。

我知道一种水，伟大而奇特

一朵花儿，无人叫得出名字。

现在，什么能摧毁我？

夜色将我包围，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作者 / 汉娜阿伦特
翻译 / 陈伟

阿伦特出生在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尔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
后来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佩斯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还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在1937年，阿伦特因为有犹太血统而被剥夺德国国籍。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0年，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歇（Heinrich Blücher）结婚。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海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 2500 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 Aufbau 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
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安嫩代尔（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以上来自：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7020 

身是浮萍雨打尘--纪念兰姐

兰姐是大姑的大女儿，因为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兰”，而且在父亲众姊妹的子女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都叫她大姐或者兰姐。

其实，小时候跟兰姐的往来并不多，因为兰姐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这个年龄几乎形成了一个代沟，何况和大姑家隔着两条河流、五六里路。但记忆中的兰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美丽亲切，她少年时代似乎时常留着“学生头”。

兰姐个头不高，但皮肤很白，脾气很好，学生头刘海后面一双温柔的大眼睛总是洋溢着微笑。记不得兰姐小学是否毕业了，但记得她很早就不读书了，这在三十年前的故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兰姐在家里呆了几年帮忙做家务，后面就随着打工大军去了北京，在那里呆了十来年，每年都会把挣的钱邮寄一些回来给大姑，因为大姑大姑父在农村难挣到什么钱，大姑的儿子强哥也即将步入谈婚论嫁的年龄。

春节的时候，兰姐回来过几次，依然是那么美丽温柔。她还带回来好多糖果点心，记得第一次吃酒心巧克力，就是兰姐从北京带回来的。那个寒冷的春节，我似乎从无比好吃的酒心巧克力里面尝到了大都市的味道，也第一次开始对遥远的城市发挥有限的想象力。

但和兰姐的接触，也仅限于小时候和后来春节偶尔的碰面。兰姐春节在家里也依然勤快，帮忙烧火做饭、招待客人。有时候春节尚未结束，兰姐就又和朋友们乘坐绿皮火车返回北京，在那里一呆，又是一个春夏。年复一年，兰姐几乎将她的青春献给了距离家乡1000公里的那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三十多岁的时候，兰姐终于回到了故乡，因为这个年龄，即便在大城市，也要谈婚论嫁了。何况这个时候，兰姐的二妹娟姐已经结了婚，三弟强哥小孩都几岁了。记得强哥当年过了25还没结婚的时候，大姑急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年龄的青年在故乡，是可能打一辈子光棍的。不知道故乡人为什么要用“打”这个字，但故乡的父母，对儿子成为“光棍”和女儿成为“老姑娘”，是惶恐不已的。邻居们常常议论纷纷，耳濡目染，弄得小小年纪的我，都时常替那些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担心，担心他们找不到对象，成为孤家寡人。

后来长大了，终于明白为何“打光棍”和成为“老姑娘”让相亲们如此惶恐，尤其是光棍们。因为许多光棍的生存境况，都十分不堪，很多甚至可以称作十分凄惨，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写出耳闻目见的光棍们的境况。随着计划生育效果的显现，“老姑娘”们几乎消失了，应该是因为光棍数量的增加。什么样的姑娘是都能嫁出去的，包括智障加上严重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

然而，兰姐也不好找人家，因为她见过世面，所以返回故乡的村子，一般的男青年她看不上；因为她年纪也不小了，条件很好的男青年也可能看不上她。于是，兰姐就落得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又过了两年，命运终于向兰姐抛来了一根橄榄枝。经人介绍，兰姐认识了故乡所在地区城市的一个年龄相仿的离婚男人，而且单位很不错。兰姐与他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过上了比较安稳的生活。

可是，前两天，电话里听母亲忧伤而惋惜地说，你兰姐前几天去世了，生二胎时走的。

我听了这消息，吃惊良久，后来又向母亲询问，才了解了大致经过：兰姐预计11月临产，前两周感冒，起初有些发烧，似乎不太严重，也就没在意，后来越发不舒服，就去了一个小些的诊所，医生测了下胎位，说正常。然后兰姐家人也就觉得可能没啥问题。又过了两天，兰姐肚子疼的厉害，家人赶紧叫车送她去了市中心医院，医院检查后说血压和血小板已经很不正常，拒绝收治。家人于是决定辗转去近400公里外的省城医院，但车到半路，兰姐似乎已经不行了，到了医院，兰姐奄奄一息，决定保孩子，但最终，母子都没保住。

兰姐刚刚四十出头，就这样倏然而逝。我内心感到莫名地哀伤和惋惜，但兰姐总是带着温柔笑靥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记忆里。

近期手里的几本书

一

The Myth of Consumerism 快看完了。这本书对目前甚嚣尘上的传统消费主义理论提出了多处质疑，以为并非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陷入的“资本”，他们太穷了，还停留在苟延残喘的被奴役状态，只不过奴役方式是现代的，不易觉察而已。

这本书有不少真知灼见，前一部分观点不够客观和清晰，大概激烈批判别人的时候都容易呈现这个特点，后半部分有不少精彩之处，今天看到一个地方很有感触：1890年欧洲的人均鸡地屁大约是中国的2倍，1940年大约是40倍，1990年大约是70倍。在作者看来，这是全球化进程下消费主义蔓延的结果，第三世界沦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了污染转移地。看到这个数据，惊叹的同时，估计不少人也要想：每个国家内部自古至今不同阶层的人均GDP又是怎样？尤其是在那些国家资本主义独占鳌头的国家？想必数字是更加触目惊心的。人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更加自由、丰富和充满希望的生活，但多多数人而言，那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

二

上海政法学院杨柳的《性的消费主义》看了几十页，引人入胜。这估计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变成著作的，作者以前在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深造。可以看出其学术方面作风严谨，下了不小的功夫。性与人类每个个体密切相关，也一直是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对我和很多我的同龄而言，这是个神秘的领域。一个东西越是神秘，人们往往对其兴趣越大。这本书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好事者猎奇消遣的书籍，都值得一看。思路清楚，深入浅出。

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肉体与石头》也不错，译者是上外的毕业生黄煜文，似乎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听说是个才女，译文可读性较强。这是本比较详细的文化著作，理论性不强，不过科学性也有待商榷。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比如提到了希腊时代的男性之爱，说那时候往往是成年男子和童男子之间存在“关系”，也发生身体的接触，但仅限于在彼此的大腿部位摩擦生殖器，不可插入体穴，只有对低人一等或者“娘娘腔”的男子，才偶有后入式“爆菊”——后入式的对象往往匍匐在地，那时臣服的姿态，而那时的女子（非奴隶）也多采用这种体位。里面还提到古希腊的选举制度和演讲，但主要是将石头（建筑）与身体和权力的关系。我看得比较跳跃。这样的书如果不跳读，有点过于费时。

四

熊培云的《这个社会会好吗》看了一部分，作者显然是个擅长驾驭语言的饱学之士，对中外历史的纵横坐标也有尽收眼底的洞察，很多观点新颖、清新，但是他的乐观主义不为我所赞同。但历史需要这样的耐心而理智的乐观主义者。这样的情怀，也只有真正的历史学家才有，哲学家往往过于出世，因为会显得冷漠而超脱，比如庄子这孙子，在他马子死后还拿着瓦盆敲打唱歌。诗人则太过多情善感，观点容易陷入极端，情绪容易激动，他们或许会引领革命，但不适合冷静分析历史，也不适合为“群氓”点燃一盏理智的指引明灯，比如拜伦这小子，就是在引领希腊的战争中挂球的。这样看来，如果具有宏大历史情怀的人能辅佐贤君，或者直接成为统治者，那对民族应该是幸事，而诗人和哲学家似乎都不适合，李煜和孔老夫子是否可以作为历史上的反例呢？

五

福柯的《性经验史》刚开头，因为嫌弃它啰嗦冗长，后来换成了《肉体与石头》，但后面这本看完后，一定会继续看前面那本，据说那是个必掘的金矿，还买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也是一个我很佩服的诗人、艺术家学姐推荐的必读现代作品。我准备焚香沐浴后细读，一探究竟，弗吉尼亚伍尔夫似乎说过，看一本书之前，不要有先入之见。一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也不该这样。

六

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和《规训与惩罚》一起在京东送货的路上。杜的博客上的文字，我大概读了几十万吧，我从未像关注他的博客那样关注任何其他一个陌生人的博客，只可惜以前他除了一本关于职场的书之外，没有出版其他书籍。他的脑容量如此强大，观点如此振聋发聩，以至于我曾怀疑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七

还有一本书，那天晚上打开后顿时驱赶了我浓厚的睡意，一口气看了不少，是关于台湾的，书的开始几页是台湾的重要人物——没有政客，而是真正的重要的公民。这本书我有点不太敢看，害怕看了去台湾的欲念太强，寝食难安。可惜忘记了名字，下次记得的话再补上吧。

原文2013年4月13日发于http://www.myreading.cn/index.php/post/145.html。略有修改。

L的故事

L早年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天生丽质，22岁大学毕业，就被一位二线城市的强力金融人士看中，很快结婚、生出一个儿子。但后来的命运，虽然称不上急转直下，也是跌宕起伏、令人称奇。

结婚前后，L与大她六岁的丈夫如胶似漆，但生育后，L容颜渐凋，丈夫却在工作风生水起的同时依然生龙活虎，他出差增多，有时十天半月不回家也正常，他们的夫妻生活，也渐渐稀少简短了起来，甚至到了一两个月一次的程度，但L除了偶尔的失落和寂寞，总体上也没有太多怨言，毕竟丈夫在外面奔波赚钱，每月供养着她和孩子，她在家也请了奶妈、保姆，生活得丰裕而不辛苦，她还时常用私房钱接济父母和姐姐。

日子就这样过着，儿子很快十多岁，上了初中；L这时候又怀了孕，女儿出生后，她和丈夫更是渐行渐远，丈夫偶尔回家，还无端发脾气，责骂她和孩子。

终于有一天，丈夫提出了离婚。L答应了，分到了一套房子和小几十万，孩子判给了她。其实经过多年的矛盾，离婚对她似乎并不是多大的打击，她冷静下来之后，打算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

北美读书不便宜，高中一年一个孩子学费加上生活费，要三十四万。她拿出所有积蓄，又跟父母和姐姐借了些钱，就找个中介把事情办成了。

她也办理了旅游签证，带着女儿，来照顾读书的儿子。因为以前很少做家务，她过来之后，也花费不菲价格，雇佣了保姆帮忙做饭和家务。

人终归是耐不住寂寞的动物。没有工作、家务也多数外包的L，有大把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必须用东西填满，否则人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精神危机。她于是注册了FACEBOOK和YOUTUBE，在上面结交了一些朋友。她还尝试着用海外开放的网络，收到了不少色情社区，看了不少视频。封存多年的春心动荡起来。

在社交媒体上，她认识了澳门的一个男人，视频里的男人颇有几分姿色，也擅长撩拨言辞，她们便隔空谈起了朋友。男人说他是在澳门一家博彩公司，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有一天深夜，他们进行过VIDEO SEX之后，男人说，他至今有一支彩票的内部消息，如果肯下一些本钱，就可以赚到很多。

女人想着自己在这边如流水的开销，稍作犹豫，就答应要试一试，于是分几次，把手头的五十万人民币转给了男人。

过两日，男人说搞定了，中了一千万的大奖。女人喜不自禁，他俩再次隔空通过网络抒发云雨之情，激烈持久。

事后，男人说，但是有个小问题，因为你不是澳门居民，需要缴税之后才能拿到钱，而且数额不低，但相比那一千万的奖金，也不过是毛毛雨。

女人稍作犹豫，想着决不能让到了嘴边的肥肉掉了，于是一狠心，把自己压箱底的最后6万美金赚到了男子在澳门的一个账户。

女子满怀期待地等着领取一千万奖金，网上梦到自己躺到美钞堆成的床铺上和男人无数次鱼水之欢，山峰之高，匪夷所思。

但消息迟迟不来，女人再次通过社交媒体联系时，发现男人已注销账号。女人内心升腾起蘑菇云一般的惊恐。

于是赶紧动用资源，调查前一笔人民币在国内转账的情况，朋友告诉她，欠款到帐的当日，就已经转出并且销户。

澳门那笔钱，是外国银行，根本无从查找。

但是国内银行收款账户的姓名、身份证号都有。于是她赶紧拨打当地公安电话。公安冷漠地说，这事儿发生在海外，应该在海外报警。

她又联系到国内一个警察系统的朋友，那个人也只是普通职员，帮不了大忙，只是给她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类跨过个人金融诈骗太多了，有的微信群成群成群、成百上千人地受骗，金额上亿的都有，她这个算少的。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切实行动，因为电信诈骗侦破麻烦，吃力不讨好。如果和维稳或国安有关，那侦破的力度就不一样。何况她这个还和情感诈骗掺和在一起，社会舆论也是不怎么同情的。

女人彻底绝望了，因为她在经济和情感上彻底破产了。甚至连寄望于孩子这条最后的路，也被切断了。

事发的时候，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一个多月，她最后无奈想北美所在城市报警的时候，警察告诉她这类案件的嫌犯和涉及银行都不在北美，他们无法立案，同时，警察也发现了她的非法居留身份，把她句押了起来。

半个月后，她带着女儿及中断学业的儿子，一起被遣返回国。

等待她的，是整个家族和社会的道德审判。

捷克之旅-卡罗维发利（旧文）

我2013年的一篇旧文。来自：http://www.myreading.cn/index.php/post/129.html

离开捷克已经三天了，有朋友一直催促着写游记，但借口前几天时差没倒过来，脑子昏昏沉沉，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忍卒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觉得那么美丽的地方，用自己有限的文字能力很难表达出来。

以前以为卡罗维发利是捷克的第三大城市，但去了之后问过导游和志愿者才知道，应该排到六七位甚至更靠后，毕竟只有五六万人，但令人称奇的是，那么小的城镇，却看到到处都是房屋，市镇的中心的繁华程度，也不逊于北京的三里屯和上海的淮海路。

21日晚上六点多抵达布拉格，然后乘汽车去往卡罗维发利，路上放眼望去，两边都是巨大的略带起伏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青草或小麦、油菜，油菜正在开花，大概相当于青海的气候吧，绿色的土地再往远处，就是树林，和在飞机上鸟瞰到的情形一致，捷克的森林覆盖率很高，有的森林蔓延到了公路旁边，能清楚地看到粗大挺拔的树干，有雪松、橡树和其他不知名的树木，绝多数笔直伟岸，树林深不见底，里面给人阴森森的神秘感，想必游走着各种野兽和精灵。

公路并不宽，但都是平坦的柏油路，而且车辆极少，汽车速度大概可以保持在100公里左右，一个小时左右，车就到了我们的大本营---卡罗维发利市镇非中心的一家青年旅馆。一行30人，7个成人里面有5个体育教练、一个团长和我，余下的23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除了一个人是初三，其他都是高中生，他们是中国田径的明天，善于跑、投、跳等项目。

可能因为到的时间较晚，也可能捷克这个小镇子的人办事效率确实低下，入住花了好些气力，一个老头和几个丰满胖硕的半老妇人在办理入住手续。只有两名志愿者提供给语言支持，大概都是十七八岁，都是越南籍贯，一个在捷克出生，一个7岁虽父母去了那里，父母在那里做些生意，他们现在在这个镇子读中学，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那种。多数工作人员只讲捷克语，志愿者可以讲捷克语和一定的英语，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才弄好住宿手续。学生三个人一间屋，成人一人一间，只有团长和一个资深教练的屋子里有淋浴，其他人都是到走道里的公共浴室洗澡、拉撒，跟中学时代的宿舍差不多。我的宿舍里三张床，被褥不大，但都很干净整齐，显然是才江西晾晒过的，每个屋子一扇大窗户，窗纱和窗帘俱全，隔音效果也很好，避免了精力旺盛的中学生们的吵扰。屋子里还有三张桌子，靠门还有一个小空间，有衣橱和洗脸盆，两个水龙头提供冷热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虽然我也有一次看到杯子里有海藻样的漂浮物，但我深信这里的水源洁净安全，于是一直直接饮用自来水，肠胃毫无怨言、大小便无比正常。

卫生间和洗澡间也比较简陋，但干净、实用，厕所里备有手纸，是灰色的再生纸或者原浆纸，虽然不是很柔软，但很安全可靠，一个教练说他看到这样的纸害怕，不管用，自己带了纸。其实我们的纸看起来雪白，不知道放了多少增白剂和银光粉，日久天长，肝门可能都被染白。

卫生间的上方是类似中国的排水管道，极其粗大，但不同与国内的是，那管道是钢铁之躯，厚度有五六厘米，令人觉得有德国人的风范，我当时在想，这样的管道，持续个百儿八十年不成问题，而且饮水用那样的管子，也不担心塑化剂深入溶解。小型的地震也不会损坏。这些细节体现出捷克人在生产产品上的踏实精神，我在他们的小店和市场里，也没有见到多少一眼就能看出是粗劣廉价的产品。

头天晚上开完会之后，已经十一点多了，倒头便睡，无梦到天亮。

食堂在一楼，跟一般学校的食堂差不多，但桌上铺了简单的桌布，屋子里简单、干净、明亮。虽然整个赛事的选手和教练都住在这里，大概有六百多人，但一直只有三四个阿姨打饭，阿姨们都非常肥硕，腰围目测均在四尺左右，腰围太大以至于胸围无法估测。打饭阿姨显然营养过剩，但她们态度都不错，比较耐心，只有一次看到一个我们的队员选择的时候犹豫半天似乎用捷克语说了句stupid。

一般的主食是土豆泥浇上一勺肉汤，或者是两小碗饭浇上一勺汤，然后大框里的长条面包随便取，还有三四种腌肉和香肠片，以及两三种色拉、奶酪和蜂蜜，蜂蜜虽然只有小果冻那么大一坨，但极其甘美香甜，在我的怂恿下，很多队员都爱上了。此外，每顿饭还有酸奶和蔬菜沙拉，沙拉总是青红的辣椒，菜辣椒也很甜美，我每次都吃一小碗。酸奶比较实在，有一茶杯那么大，表层是酸奶，底部是草莓酱或者别的一两种果酱，用勺子搅拌之后，很美味。有时候也有苹果和香蕉，苹果并不脆，但比较鲜，我没有削皮就啃食。果皮上显然没有蜡，估计也鲜有农药残留吧。

因为人多阿姨少，所以每次来晚的都要排好久的队伍，于是开始出现插队的现象了，我观察了好几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插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色人种，其中有中国人、土耳其人、非洲人等，欧洲的白人几乎没有插队的，而且“有色”人种们每次插队都是成群结队。有一天我是在愤怒了，就告诉志愿者说，请向组委会投诉，我要求他们派人到食堂门口把关，严防插队，但到最后他们没有派人，不过是在门口贴了一张条子，但无济于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除了插队，有色的人种在公共场合还喜欢高声喧哗、隔空喊人，真的不知道是他们的落后导致了他们的文化，还是他们的文化造就了他们的落后。一个女学生告诉我说，一个黑人选手和她说话的时候喜欢摸她的头发，她很害怕，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我问她他是否也会摸他们黑人女孩的头发，她说没有，我就告诉她说，下次最好理他远一点，如果他再摸，就告诉他说：I am sorry, please don't do that. I am not used to that.我也于无意中几次看到有黑人的男生和其他国家的女孩子说话的时候靠的很近，而且不时伸手摸她们的头发，还有一个甚至伸手抚弄一个女孩子胸口的一个扣子，而那个女孩子长的水蜜桃一样丰满红润。这到底是那个黑人国家的文化、还是因为我的眼光太邪恶了？下次我要请教一下有关专家。其实也不用请教什么专家了吧，那不过是人性。性冲动是最原始的冲动，不过那几个黑人小孩子还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在一定的场合应该遮掩、压制那种原始冲动。我不相信白色人种的性冲动就比黑人的弱，不过是他们知道适当隐藏而已。在这里观察到的现象只是我个人极其局限的体验，不能据此对一个或几个人种盖棺定论，但也不排除有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理性讨论和观察的作用。

组委会以及裁判等赛事中的所有VIP也都住在这个青年旅馆里，也在这个食堂吃饭，他们享受的唯一待遇就是屋子里有一个淋浴、吃饭的时候有两个穿着比较正式的女生替他们取饭，和我们一样的土豆泥的饭。这有限的特权，让我觉得一丝几乎可以忽略的不平等。饮食和住宿也可以折射一个社会的文化和阶层观念，这是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吧。不过这可未必是个可以随便研究的课题。

22日上午注册、22日下午学生集训，我和几个教练由志愿者引领着去给学生们买东西。志愿者带着我们走了不短的路，去了核心城区的一家类似于中国杂货店的店铺，那里的东西相对廉价，到也是买些肥皂、牙膏牙刷之类的东西，我买了一条泳裤，因为日程上计划比赛后参观市区的时候会去温泉，可能会游泳泡温泉，泳裤折合成人民币大概50多元，和中国同类店铺的价格差不多，但质量稍好些。女同事买了泳衣，一百多人民币，因为上下两件。做男人挺好。

店铺的老板是个越南小伙子，估计和志愿者熟悉吧，我们在那里换了货币，一欧元大概换取25元克朗，当时心里对这个汇率心里没底，后来发现其实是不上不下，基本上合理的，后来布拉格的导游说汇率在25上下一点都正常。走之前我告诉了各位教练，让他们统计学生需要什么，但后来还是有几个学生说他们要牙膏牙刷和转换插座，但没听说有人统计，没买到。我知道是教练的失职，但也要怪学生自己，因为出访之前给他们的手册上明确写着要什么样的转换插座，还有图片。手册上也写明了天气气温状况，但到了之后却还有个富二代学生抱怨说，老师，你怎么不早说这里下雨会降温那么多呀。

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恶意？--一个知乎问答

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恶意？



一个答案：

兄弟我来和你玩玩儿吧。
如果一个人问：“为什么全世界都对我有这么深的恶意？”
你觉得我还可能给他一个正常的回答吗？
其实答案是有的，但只能两者取其一：
因为全世界都错了，唯独你对。
因为全世界都对了，唯独你错。
兄弟，你搞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坑了自己、害了答者、也对中国没啥好处。
你的问题把中国置之于与全世界对决的姿态。
那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一个人的问题，往往不是个啥问题；这样的人如果多了，就会核聚变成大问题，就可怕了。

原文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36471/answer/31014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