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
外祖母的姓氏及名字，我如今记不得了。也许母亲提到过，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完全没了任何印象。不过关于外祖母的几件“逸闻趣事”，我倒是记得牢固。其中一件，便是外祖母去世的年月，那一年母亲8岁，所以应该是1964年，距离三年“大饥荒”尚有时日，况且外祖母生活在并非重灾区的湖北孝感地区，所以外祖母不是饿死的。但外祖母的去世，也是非正常死亡——她是死在了一个江湖医生手里。外祖母常年患有一种叫做“出血热”的毛病，发病的时候，咳嗽不止，高烧不断。一次犯病之后，外祖父请来了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医生给了一种白色粉末装的药粉，花开在盛满水的碗里，水就沸腾了，医生让外祖母喝下去，说能治病。外祖母遵医嘱，但喝下去之后的当天夜里，就不行了，很快就咽了气，撒手人寰，留下8岁的母亲、比她大2岁的大姨、比她小5岁的三姨，以及比她小8岁的小姨。
其实之前，据说还有个舅舅，比母亲大一些，但十多岁的时候，在那个宽广的长江支流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外祖母自然悲伤不已，但也只能身负生活重担、渐渐忘却悲伤，继续前行。没想到几个女儿尚未抚养成人，就再遭不幸。母亲说，外祖母身高一米七几，当时在村里鹤立鸡群，但除了身高之外，也是个本分生活的谦卑家庭主妇，毕竟那个是男尊女卑的时代，而且外祖母所在的孝感地区孝昌县，又格外重男轻女，想必外祖母生活颇为不易。
外祖父
外祖父姓丁，记得母亲说他交丁登云，他一生不苟言笑，生活艰辛。外祖母走后，有邻居说要他告发赤脚医生，要他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外祖父婉拒了，说人死不能复生，何苦再去祸害并非恶意的医生。现在提起赤脚医生，不少人肯定纳闷：既然没有行医资格，为何还要当医生？这种纳闷，来自对那个时代农村地区的误解，因为那时候，十有八九的村子，都是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人在做医生，像我故乡郑氏医生那样子承父业的中医“世家”，亦是颇为少见，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会打小针、吊针和给头疼感冒开方子的人，遇到外祖母那样的疑难杂症，自然是连蒙带猜、试验性地开具方药。
我是见过外祖父很多次的，但能记起来的他最早的印象，也是一位额头皱纹弥补的老头儿了。幼年，每年春节初三左右，我都随母亲从河南到湖北给外祖父拜年，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但在幼小的我看来，跨省走亲戚，依然是一次令人兴奋和期待的长途旅程了。
外祖父个头不是太高，大概一米七出头一点，额头的发际大概因为过度操劳，已经开始后退；也因为常年耕作、打渔，外祖父身上没有丝毫赘肉，反而十分精瘦干练。
外祖母去世后，一个男人抚养四个孩子，的确是特别不易的。好心的相邻劝说外祖父，说他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媳妇过日子，但外祖父拒绝了，因为农村的后妈，大都是不善待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的，外祖父不忍心看到没妈的孩子还要遭受更进一步的虐待，就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然而担子还是太重了一些，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小姨才两三岁，外祖父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狠心将小姨送给了别人抚养。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常见的做法。
白天，外祖父在田地里劳作。长江附近的孝昌地区，是一望无际的河流冲击平原，突然肥沃，河岸适合种植花生、棉花和芝麻等作物，远离河岸的地方，大多是水田，一年可以种两季稻谷。“大集体”时期，外祖父还是生产队长，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他的严苛，是远近闻名的，又一次，饥饿的母亲到外祖父掌管的生产队库房偷了一根胡萝卜吃，外祖父得知后，暴跳如雷，提起母亲就打，母亲的一条腿不知是骨折、还是肌肉拉伤，一个多月后才可以正常走路。
夜间，为了补贴家用，外祖父有时候会驾着小船、带上渔网，到那条大河去捕鱼，总是在半夜回到家里；外祖父回去之前，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胆战心惊，听到风吹木头门窗的吱吱呀呀声响，总怀疑是闹鬼了。外祖父捕鱼，有时候收获丰富，有时候鱼虾很少，还有一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网撒下去，往起拖的时候很重，还以为是捞到了一条大鱼，没想到拖到那边一看，是一具尸体。外祖父吓得魂不附体，脸色苍白地跑回了家。
似乎是外祖父亲口对我讲的，说他年轻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会到乡间抓壮丁，就是看到年轻男子，就上来困走去当兵。一个傍晚，外祖父和几个年轻人正在田埂上往回走，抓壮丁的队伍过来了，年轻人四处逃窜，外祖父狗急跳墙，就势一下滚到旁边的稻田里，从头到脚滚了一身泥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才躲过士兵的搜索。战争年代的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当兵对绝多数人意味着当炮灰，而且打仗的意义与个体生活到底有多大关联，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都能逃则逃。希望当将军、或者希望打江山的士兵和野心家，自然又是另当别论了。
我读大学后，见到外祖父的次数愈发少了起来，由以前的一年一次到几年一次。最后一次见到外祖父，大概是在2002年，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已经不太好，总是咳嗽，面黄肌瘦，俨然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后来一年，因为冬天雪大，我没有去给外祖父拜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巨大遗憾。母亲说，外祖父去世前，病倒在床上将近一年，他的一条腿一直疼着，最后那条腿萎缩了。乡村的很多人，一般到了六十来岁，得了比较大一点的毛病，就不愿意去医院“浪费钱”了，而是在家里扛着，运气好的，会扛过去，但很多就从此急转直下，一病不起。回想起故乡的相邻及亲戚，似乎没几个真的是“无疾而终”的，60多岁死亡，似乎很正常，七十岁，算是高寿，八九十，近乎罕见了。
外祖父去世后，我在外读书、工作，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去湖北三姨家就更少。小姨小时候送给别人后，三姨就成了家里的老幺，外祖父没有儿子，于是就按照乡村习俗，给三姨找了个“上门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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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的姓氏及名字，我如今记不得了。也许母亲提到过，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完全没了任何印象。不过关于外祖母的几件“逸闻趣事”，我倒是记得牢固。其中一件，便是外祖母去世的年月，那一年母亲8岁，所以应该是1964年，距离三年“大饥荒”尚有时日，况且外祖母生活在并非重灾区的湖北孝感地区，所以外祖母不是饿死的。但外祖母的去世，也是非正常死亡——她是死在了一个江湖医生手里。外祖母常年患有一种叫做“出血热”的毛病，发病的时候，咳嗽不止，高烧不断。一次犯病之后，外祖父请来了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医生给了一种白色粉末装的药粉，花开在盛满水的碗里，水就沸腾了，医生让外祖母喝下去，说能治病。外祖母遵医嘱，但喝下去之后的当天夜里，就不行了，很快就咽了气，撒手人寰，留下8岁的母亲、比她大2岁的大姨、比她小5岁的三姨，以及比她小8岁的小姨。
其实之前，据说还有个舅舅，比母亲大一些，但十多岁的时候，在那个宽广的长江支流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外祖母自然悲伤不已，但也只能身负生活重担、渐渐忘却悲伤，继续前行。没想到几个女儿尚未抚养成人，就再遭不幸。母亲说，外祖母身高一米七几，当时在村里鹤立鸡群，但除了身高之外，也是个本分生活的谦卑家庭主妇，毕竟那个是男尊女卑的时代，而且外祖母所在的孝感地区孝昌县，又格外重男轻女，想必外祖母生活颇为不易。
外祖父
外祖父姓丁，记得母亲说他交丁登云，他一生不苟言笑，生活艰辛。外祖母走后，有邻居说要他告发赤脚医生，要他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外祖父婉拒了，说人死不能复生，何苦再去祸害并非恶意的医生。现在提起赤脚医生，不少人肯定纳闷：既然没有行医资格，为何还要当医生？这种纳闷，来自对那个时代农村地区的误解，因为那时候，十有八九的村子，都是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人在做医生，像我故乡郑氏医生那样子承父业的中医“世家”，亦是颇为少见，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会打小针、吊针和给头疼感冒开方子的人，遇到外祖母那样的疑难杂症，自然是连蒙带猜、试验性地开具方药。
我是见过外祖父很多次的，但能记起来的他最早的印象，也是一位额头皱纹弥补的老头儿了。幼年，每年春节初三左右，我都随母亲从河南到湖北给外祖父拜年，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但在幼小的我看来，跨省走亲戚，依然是一次令人兴奋和期待的长途旅程了。
外祖父个头不是太高，大概一米七出头一点，额头的发际大概因为过度操劳，已经开始后退；也因为常年耕作、打渔，外祖父身上没有丝毫赘肉，反而十分精瘦干练。
外祖母去世后，一个男人抚养四个孩子，的确是特别不易的。好心的相邻劝说外祖父，说他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媳妇过日子，但外祖父拒绝了，因为农村的后妈，大都是不善待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的，外祖父不忍心看到没妈的孩子还要遭受更进一步的虐待，就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然而担子还是太重了一些，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小姨才两三岁，外祖父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狠心将小姨送给了别人抚养。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常见的做法。
白天，外祖父在田地里劳作。长江附近的孝昌地区，是一望无际的河流冲击平原，突然肥沃，河岸适合种植花生、棉花和芝麻等作物，远离河岸的地方，大多是水田，一年可以种两季稻谷。“大集体”时期，外祖父还是生产队长，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他的严苛，是远近闻名的，又一次，饥饿的母亲到外祖父掌管的生产队库房偷了一根胡萝卜吃，外祖父得知后，暴跳如雷，提起母亲就打，母亲的一条腿不知是骨折、还是肌肉拉伤，一个多月后才可以正常走路。
夜间，为了补贴家用，外祖父有时候会驾着小船、带上渔网，到那条大河去捕鱼，总是在半夜回到家里；外祖父回去之前，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胆战心惊，听到风吹木头门窗的吱吱呀呀声响，总怀疑是闹鬼了。外祖父捕鱼，有时候收获丰富，有时候鱼虾很少，还有一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网撒下去，往起拖的时候很重，还以为是捞到了一条大鱼，没想到拖到那边一看，是一具尸体。外祖父吓得魂不附体，脸色苍白地跑回了家。
似乎是外祖父亲口对我讲的，说他年轻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会到乡间抓壮丁，就是看到年轻男子，就上来困走去当兵。一个傍晚，外祖父和几个年轻人正在田埂上往回走，抓壮丁的队伍过来了，年轻人四处逃窜，外祖父狗急跳墙，就势一下滚到旁边的稻田里，从头到脚滚了一身泥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才躲过士兵的搜索。战争年代的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当兵对绝多数人意味着当炮灰，而且打仗的意义与个体生活到底有多大关联，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都能逃则逃。希望当将军、或者希望打江山的士兵和野心家，自然又是另当别论了。
我读大学后，见到外祖父的次数愈发少了起来，由以前的一年一次到几年一次。最后一次见到外祖父，大概是在2002年，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已经不太好，总是咳嗽，面黄肌瘦，俨然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后来一年，因为冬天雪大，我没有去给外祖父拜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巨大遗憾。母亲说，外祖父去世前，病倒在床上将近一年，他的一条腿一直疼着，最后那条腿萎缩了。乡村的很多人，一般到了六十来岁，得了比较大一点的毛病，就不愿意去医院“浪费钱”了，而是在家里扛着，运气好的，会扛过去，但很多就从此急转直下，一病不起。回想起故乡的相邻及亲戚，似乎没几个真的是“无疾而终”的，60多岁死亡，似乎很正常，七十岁，算是高寿，八九十，近乎罕见了。
外祖父去世后，我在外读书、工作，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去湖北三姨家就更少。小姨小时候送给别人后，三姨就成了家里的老幺，外祖父没有儿子，于是就按照乡村习俗，给三姨找了个“上门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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