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对大部分人而言，充满了团圆的幸福；对另一些人而言，则近乎一种折磨。
于我而言，今年春节，与往年大不相同。母亲因流感引发肺部感染，现在还躺在距离老家30公里外的医院，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那个冷清的小山村，前段时间，十几只鸡被贼人偷走，现在只有一条忠实的土狗陪伴他；他大概不习惯一个人过年，也不怎么会收拾家里，又不顾家人、亲戚的劝阻，这几年一直还服侍着几头牛（在偏远乡村养过牛的人，是知道这种事情的辛劳的，所以我的故乡用“服侍”来形容养牛，是毫不为过的），在孤独和劳累之中、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父亲对母亲这个时候的生病，似乎还多有不满，因为对于病因，他也有着不同看法。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身在接近两万公里的异国他乡。前天晚下班后，回家的车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想着母亲病倒在医院，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也还有姐姐一家悉心照应住院和吃饭等繁琐事宜，但父亲必然还是在将近年关的时候觉得冷清，而且可能不太知道怎么为过年做准备，我电话回去，一是安抚一下他的情绪，另外或许也可以提醒一些要准备的事项。
但是电话接通后，没说几句，父亲便开始埋怨了，种种琐碎的细节和一些可能难辨是非的误解，仿佛一枚枚尖细的针刺戳进我的内心。放在前几年，我一定早暴跳如雷，吼起来和他吵架了。但现在，毕竟我也是年近不惑的、身为人父的中年了，我知道这样不仅显得没有风度，只会徒劳，甚至适得其反，于是学会了克制情绪，我平缓地说：爸，妈都这样了，先别说什么了，反正这些年妈大小种种生病，主要也还是靠我和姐姐奔走照应，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而且，您这样的话，和我说没什么，希望不要和我妈说。
我知道这些话，父亲不会听，母亲回去之后，他们必然又是冲突；虽然几十年了，但我依然不习惯，依然每次都觉得内心刺疼，据说姐姐也是类似感受。我似乎无法理解，一对夫妻，一起生活了三、十四年，为何要变成如今类似寇仇的情形呢？但我知道，这样的夫妻和父母，为数不少。但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样的痛楚，还是无法言说，也无人可以言说。也许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诉诸文字，虽然只有所有情形的冰山一角。
父亲虽然大概嗅到了我不悦但克制的气息，但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试图继续埋怨、并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列车这种满是陌生人的公共场合，我也没有继续交流下去的欲望，于是就说：算了吧爸，不说了。就先挂了电话。
子女的事情，父母是会终生记挂的；反过来，父母的情形，也会终生投射到子女的生活里。有朋友说，他们年少的时候，会被父母的过分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叛逆、逃离。这种感受，我是没有的，姐姐大概也没有。但并不是说我的父母对我们不好，其实父母为我们的成长和学业，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毕竟在我那边远的故乡、在那贫困艰难的年代，让我们初中后继续读书，都不是一般父母可以和愿意做到的。
但是父母情感上的敌对和生活战争的硝烟，总是若有若无地弥漫在子女的生活中，仿佛某种挥之不去的诅咒。那是一种不是自己问题的巨大问题，无论你怎么努力，都难轻易破解。这种事情的对错，无论父母还是子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不同的叙事，都有不同的是非判断，然而，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当终极判官，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西西弗斯难题，也是家庭里面不停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猎鹰，但起因，却不神圣、也不高尚，只是琐碎。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身在这样的家庭，只有祈祷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忽然有一天顿悟，然后开始尊重和理解他们当初选择的伴侣，和平度过日渐减少的时日。这种祈祷，十有八九不会实现，所以子女除了在煎熬中忍受，别无他法，也还得像那些幸福家庭的子女一样，承担起抚养病衰父母的义务。
目前为止，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已近四十年，去年是第一个我未曾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春节，记得我去年春节，曾打趣地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你们两老也不要太抱怨了，甚至也该满足了，目前为止，我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和你们一起过的呢。母亲说是啊，满足了。
今年，是第二个我没有与父母一起过春节的念头，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令人揪心的事情：母亲住在医院、父亲独自在遥远冷清的山村生闷气、距离不远的姐姐一家对母亲提供力所能及的照顾、我身在万里之遥，有个婴儿随时哭闹。
除了比较频繁一些的电话问候，还能做什么呢？只能接连多个长夜里，让纷繁的乱梦，把自己静静地撕碎。我是一个很少失眠的人，虽然梦很乱，但大概已算是相对幸福的了吧。
有人会说，若用古代观点来看，我远非孝子。父母在的时候，我不但远游，还游得那么远，近乎远到来了天边，乘坐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
其实以前，虽然未必很“顺”，我算是比较孝的。父亲身体目前为止还算好，没什么明显问题，母亲自2006年至今，大小手术进行了六七次，大小医院也看得有五六所，遍布北京、上海及故乡那个身份，绝多数时候，都是我和姐姐都鞍前马后伺候着她老人家。记得06年在郑州的手术，只要四五万块钱，我们家都凑不出，找了不少亲戚，才勉强借够手术费，那时候病房的陪护家属，只能打地铺，我头一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吹着空调，就感冒了，第二天发高烧。
值得欣慰的是，我现在的妻子，在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很体谅我家庭的处境，也特别支持，2014年放寒假的时候，她与我一起到洛阳给母亲看骨髓炎，陪护了一个月。那年也是大年二十九才回家里，一家人一起过了个团圆的年。
其实，与故乡和父母在距离上的渐行渐远、在陪伴时间上的日渐稀疏，似乎并不是只有去国游子才会经历的。
2000年，我第一次远行，到距离五百公里外的城市读大学，自那时起，基本上每年只寒暑假回去与父母团聚。2006年到上海读书、定居，距离故乡800多公里，回去的时日更少了，甚至寒暑假，还要兼职一段时间，然后再回乡。
我渐行渐远，虽然人生处在上升阶段，但父母偶尔也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不考虑回来工作了？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好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了。我完全能理解自己父母的心情，但又舍不得真的放下追寻自己的梦想。我大概是自私的吧。
子女是风筝、父母是引线的说法十分形象。那情感的引线，永远无法割舍，不管幸福与否，各个家庭大都如此。
我成家晚，在上海的时日，我多数时候孤身一人，曾有几次将父母接去小住，起初的新鲜感过后，父母并不太习惯，说语言不通，而且城市里噪音太大、太吵。我当时明白，以后如成家，要把父母带到身边一起居住，也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经济、习惯、语言、环境等各个因素，都未必能很好磨合。
在我看来，父母如果能生活自理，还是自己独自生活比较好，不易长期和子女混居，难免发生各种磕碰。但那是理想境界，父母年岁到了一定时候，容易出现各类突发状况，如果子女都距离遥远，很可能会发生“一疏忽成千古恨”的状况。
这种焦虑，随着我距离父母距离的拉大，也与日增加。而且人到了一定处境，会有更多的因素要权衡。
如我父母所愿，去年十一月，我和妻子喜得一子，如今小子茁壮成长，特别可爱。我的岳父母，也尚康健，去年十月来帮忙照顾妻子和后来的孩子。我们这个小家庭，当前的状况还算差强人意，我们在这边过着普通但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多了一份喜悦，但也添了一份责任，这样一来，就成了夹在中间的人：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要负担双重责任的人。我的每一个重大举动，都要权衡两边的利弊。
其实这种状况，大概是几乎所有中国中年人都面临的情况，只是每个人的内心斗争、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而已。前几天风靡的那个北京中年男人关于岳父生病的帖子，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岳父恰好也是流感引起的肺部感染，我当时看后，越发心情沉重和焦虑。好在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不那么严重，而我的经济和”人脉“情形，也远没有作者那么强硬，大概也是上天眷顾吧。
又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出路，仿佛只能等着，看看是否哪天会有好的解决方案出现。
今天午饭后，妻子问我，你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一个是能继续读书，另一个就是回乡探亲小住。妻子十分赞同。
现在，这里依然是冬令时，与国内相差13个小时，这里的昨天晚上，正好是国内的除夕，我晚上吃过饭，静静地走到楼上的空房间，关上门，给父亲打电话，试图缓和一下前天我先挂电话造成的可能”创伤“，我打了4遍，都没人接。不知道是父亲较真、生气了，还是电话不在身边，抑或是故乡浓雾弥漫、信号不好？天气不佳时，故乡那个既像世外桃源、又似与世隔绝的山村，有时手机信号的确是不好的。我希望是最后一个原因。
这段时间，也是十分疲累的，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半出门乘车上班，晚上六点四十到家，吃饭后，帮忙带带孩子，不知不觉，就经常是十一点、十二点多，洗漱后躺下，本应该迅速沉沉睡去，可有时，就像我另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所说：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看着窗外被白雪映衬得如同白昼的黑夜，你会不相信十多年眨眼即逝，自己已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男人，一些年纪大的长辈，也都渐次离开了这个世界.....
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总听人说“中年危机”，学文学的时候，也总是在各种小说里听到这个词汇：有的中年人遇到了职业瓶颈、有的碰到情感婚姻危机、有的感到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也有的开始对人生心灰意懒——过去不可追、未来悬不决。虽然文学中有不同的境况，但未曾亲身经历，尚不太明白“中年危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也许可以套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幸福的中年彼此相识、不幸的中年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中年危机”可以有多种类型，大概我的，主要就是难以平衡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状况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同龄的很多朋友和陌生人，都面临着和我主题类似、类别不同的各种“中年危机”，这些问题，有些像慢性病，不太容易一蹴而就解决，但似乎又不太可能带来即刻的重大威胁，唯有在时间中煎熬，才能慢慢接近解决临界点。这样的状态，是不好受的。
那种状态，就是索尔-贝娄Dangling Man这部小说的题目所彰示的，汉语大抵可译为《悬垂的人》或《进退两难的人》。
之所以进退两难，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What happens if you are caught between two commitments?”（若面临两个同样艰难的抉择，你会如何？）
之所以悬垂，是因"Dangling Man swings aimlessly about in space and searches his soul.”（悬垂的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空中，索寻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是一个灵魂目前无法安放的、悬垂的中年人。
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中年男主角，也是一个悬垂的灵魂，他日复一日，用”咖啡勺丈量着人生“；他的问题是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搅动这世界“。
身处中年危机的人，也许唯一出路，就是在继续悬垂和忍受之余，扪心自问，如何做，才能忠于自己的灵魂，然后去付出果决行动”搅动这世界“。
只有这样，才能与灵魂和现实和解，不必乱梦绕身。
于我而言，今年春节，与往年大不相同。母亲因流感引发肺部感染，现在还躺在距离老家30公里外的医院，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那个冷清的小山村，前段时间，十几只鸡被贼人偷走，现在只有一条忠实的土狗陪伴他；他大概不习惯一个人过年，也不怎么会收拾家里，又不顾家人、亲戚的劝阻，这几年一直还服侍着几头牛（在偏远乡村养过牛的人，是知道这种事情的辛劳的，所以我的故乡用“服侍”来形容养牛，是毫不为过的），在孤独和劳累之中、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父亲对母亲这个时候的生病，似乎还多有不满，因为对于病因，他也有着不同看法。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身在接近两万公里的异国他乡。前天晚下班后，回家的车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想着母亲病倒在医院，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也还有姐姐一家悉心照应住院和吃饭等繁琐事宜，但父亲必然还是在将近年关的时候觉得冷清，而且可能不太知道怎么为过年做准备，我电话回去，一是安抚一下他的情绪，另外或许也可以提醒一些要准备的事项。
但是电话接通后，没说几句，父亲便开始埋怨了，种种琐碎的细节和一些可能难辨是非的误解，仿佛一枚枚尖细的针刺戳进我的内心。放在前几年，我一定早暴跳如雷，吼起来和他吵架了。但现在，毕竟我也是年近不惑的、身为人父的中年了，我知道这样不仅显得没有风度，只会徒劳，甚至适得其反，于是学会了克制情绪，我平缓地说：爸，妈都这样了，先别说什么了，反正这些年妈大小种种生病，主要也还是靠我和姐姐奔走照应，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而且，您这样的话，和我说没什么，希望不要和我妈说。
我知道这些话，父亲不会听，母亲回去之后，他们必然又是冲突；虽然几十年了，但我依然不习惯，依然每次都觉得内心刺疼，据说姐姐也是类似感受。我似乎无法理解，一对夫妻，一起生活了三、十四年，为何要变成如今类似寇仇的情形呢？但我知道，这样的夫妻和父母，为数不少。但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样的痛楚，还是无法言说，也无人可以言说。也许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诉诸文字，虽然只有所有情形的冰山一角。
父亲虽然大概嗅到了我不悦但克制的气息，但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试图继续埋怨、并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列车这种满是陌生人的公共场合，我也没有继续交流下去的欲望，于是就说：算了吧爸，不说了。就先挂了电话。
子女的事情，父母是会终生记挂的；反过来，父母的情形，也会终生投射到子女的生活里。有朋友说，他们年少的时候，会被父母的过分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叛逆、逃离。这种感受，我是没有的，姐姐大概也没有。但并不是说我的父母对我们不好，其实父母为我们的成长和学业，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毕竟在我那边远的故乡、在那贫困艰难的年代，让我们初中后继续读书，都不是一般父母可以和愿意做到的。
但是父母情感上的敌对和生活战争的硝烟，总是若有若无地弥漫在子女的生活中，仿佛某种挥之不去的诅咒。那是一种不是自己问题的巨大问题，无论你怎么努力，都难轻易破解。这种事情的对错，无论父母还是子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不同的叙事，都有不同的是非判断，然而，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当终极判官，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西西弗斯难题，也是家庭里面不停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猎鹰，但起因，却不神圣、也不高尚，只是琐碎。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身在这样的家庭，只有祈祷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忽然有一天顿悟，然后开始尊重和理解他们当初选择的伴侣，和平度过日渐减少的时日。这种祈祷，十有八九不会实现，所以子女除了在煎熬中忍受，别无他法，也还得像那些幸福家庭的子女一样，承担起抚养病衰父母的义务。
目前为止，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已近四十年，去年是第一个我未曾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春节，记得我去年春节，曾打趣地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你们两老也不要太抱怨了，甚至也该满足了，目前为止，我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和你们一起过的呢。母亲说是啊，满足了。
今年，是第二个我没有与父母一起过春节的念头，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令人揪心的事情：母亲住在医院、父亲独自在遥远冷清的山村生闷气、距离不远的姐姐一家对母亲提供力所能及的照顾、我身在万里之遥，有个婴儿随时哭闹。
除了比较频繁一些的电话问候，还能做什么呢？只能接连多个长夜里，让纷繁的乱梦，把自己静静地撕碎。我是一个很少失眠的人，虽然梦很乱，但大概已算是相对幸福的了吧。
有人会说，若用古代观点来看，我远非孝子。父母在的时候，我不但远游，还游得那么远，近乎远到来了天边，乘坐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
其实以前，虽然未必很“顺”，我算是比较孝的。父亲身体目前为止还算好，没什么明显问题，母亲自2006年至今，大小手术进行了六七次，大小医院也看得有五六所，遍布北京、上海及故乡那个身份，绝多数时候，都是我和姐姐都鞍前马后伺候着她老人家。记得06年在郑州的手术，只要四五万块钱，我们家都凑不出，找了不少亲戚，才勉强借够手术费，那时候病房的陪护家属，只能打地铺，我头一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吹着空调，就感冒了，第二天发高烧。
值得欣慰的是，我现在的妻子，在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很体谅我家庭的处境，也特别支持，2014年放寒假的时候，她与我一起到洛阳给母亲看骨髓炎，陪护了一个月。那年也是大年二十九才回家里，一家人一起过了个团圆的年。
其实，与故乡和父母在距离上的渐行渐远、在陪伴时间上的日渐稀疏，似乎并不是只有去国游子才会经历的。
2000年，我第一次远行，到距离五百公里外的城市读大学，自那时起，基本上每年只寒暑假回去与父母团聚。2006年到上海读书、定居，距离故乡800多公里，回去的时日更少了，甚至寒暑假，还要兼职一段时间，然后再回乡。
我渐行渐远，虽然人生处在上升阶段，但父母偶尔也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不考虑回来工作了？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好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了。我完全能理解自己父母的心情，但又舍不得真的放下追寻自己的梦想。我大概是自私的吧。
子女是风筝、父母是引线的说法十分形象。那情感的引线，永远无法割舍，不管幸福与否，各个家庭大都如此。
我成家晚，在上海的时日，我多数时候孤身一人，曾有几次将父母接去小住，起初的新鲜感过后，父母并不太习惯，说语言不通，而且城市里噪音太大、太吵。我当时明白，以后如成家，要把父母带到身边一起居住，也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经济、习惯、语言、环境等各个因素，都未必能很好磨合。
在我看来，父母如果能生活自理，还是自己独自生活比较好，不易长期和子女混居，难免发生各种磕碰。但那是理想境界，父母年岁到了一定时候，容易出现各类突发状况，如果子女都距离遥远，很可能会发生“一疏忽成千古恨”的状况。
这种焦虑，随着我距离父母距离的拉大，也与日增加。而且人到了一定处境，会有更多的因素要权衡。
如我父母所愿，去年十一月，我和妻子喜得一子，如今小子茁壮成长，特别可爱。我的岳父母，也尚康健，去年十月来帮忙照顾妻子和后来的孩子。我们这个小家庭，当前的状况还算差强人意，我们在这边过着普通但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多了一份喜悦，但也添了一份责任，这样一来，就成了夹在中间的人：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要负担双重责任的人。我的每一个重大举动，都要权衡两边的利弊。
其实这种状况，大概是几乎所有中国中年人都面临的情况，只是每个人的内心斗争、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而已。前几天风靡的那个北京中年男人关于岳父生病的帖子，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岳父恰好也是流感引起的肺部感染，我当时看后，越发心情沉重和焦虑。好在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不那么严重，而我的经济和”人脉“情形，也远没有作者那么强硬，大概也是上天眷顾吧。
又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出路，仿佛只能等着，看看是否哪天会有好的解决方案出现。
今天午饭后，妻子问我，你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一个是能继续读书，另一个就是回乡探亲小住。妻子十分赞同。
现在，这里依然是冬令时，与国内相差13个小时，这里的昨天晚上，正好是国内的除夕，我晚上吃过饭，静静地走到楼上的空房间，关上门，给父亲打电话，试图缓和一下前天我先挂电话造成的可能”创伤“，我打了4遍，都没人接。不知道是父亲较真、生气了，还是电话不在身边，抑或是故乡浓雾弥漫、信号不好？天气不佳时，故乡那个既像世外桃源、又似与世隔绝的山村，有时手机信号的确是不好的。我希望是最后一个原因。
这段时间，也是十分疲累的，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半出门乘车上班，晚上六点四十到家，吃饭后，帮忙带带孩子，不知不觉，就经常是十一点、十二点多，洗漱后躺下，本应该迅速沉沉睡去，可有时，就像我另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所说：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看着窗外被白雪映衬得如同白昼的黑夜，你会不相信十多年眨眼即逝，自己已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男人，一些年纪大的长辈，也都渐次离开了这个世界.....
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总听人说“中年危机”，学文学的时候，也总是在各种小说里听到这个词汇：有的中年人遇到了职业瓶颈、有的碰到情感婚姻危机、有的感到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也有的开始对人生心灰意懒——过去不可追、未来悬不决。虽然文学中有不同的境况，但未曾亲身经历，尚不太明白“中年危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也许可以套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幸福的中年彼此相识、不幸的中年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中年危机”可以有多种类型，大概我的，主要就是难以平衡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状况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同龄的很多朋友和陌生人，都面临着和我主题类似、类别不同的各种“中年危机”，这些问题，有些像慢性病，不太容易一蹴而就解决，但似乎又不太可能带来即刻的重大威胁，唯有在时间中煎熬，才能慢慢接近解决临界点。这样的状态，是不好受的。
那种状态，就是索尔-贝娄Dangling Man这部小说的题目所彰示的，汉语大抵可译为《悬垂的人》或《进退两难的人》。
之所以进退两难，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What happens if you are caught between two commitments?”（若面临两个同样艰难的抉择，你会如何？）
之所以悬垂，是因"Dangling Man swings aimlessly about in space and searches his soul.”（悬垂的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空中，索寻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是一个灵魂目前无法安放的、悬垂的中年人。
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中年男主角，也是一个悬垂的灵魂，他日复一日，用”咖啡勺丈量着人生“；他的问题是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搅动这世界“。
身处中年危机的人，也许唯一出路，就是在继续悬垂和忍受之余，扪心自问，如何做，才能忠于自己的灵魂，然后去付出果决行动”搅动这世界“。
只有这样，才能与灵魂和现实和解，不必乱梦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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