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儿,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将粮儿缴纳完,自在且得安然,士工商兵轻视咱,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写在父亲六十五大寿之际。
按照中国古历，今天是戊戌年二月十二，是父亲的生日。以前各种琐碎的文字里面，提及母亲的多，写到父亲的少。今天专门写一篇文字给父亲，算是远游儿子对他生日的遥祝。
父亲一九五三年二月的第十二天，出生于豫南的一个山村里，确切地说，是在山村一个山沟沟的贫苦农家。根据前几年去世的一个邻居老人的说法，我爷爷的爷爷，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身高八尺，食量如牛，一顿饭可以吃一个猪头，因为是个地主，估计这么大的饭量，那时候也饿不着，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家道中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先后生了大姑、父亲、二姑和二爹。
父亲出生的老房子，位于村子里最高山峰之一的一座山腰上，那些房子都是土墙瓦顶结构，是以前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子女们亲手建造起来的。农村建造这样房子的过程工序，我小时候亲眼见过，就是把黄泥巴像和面一样和熟，里面混合一些干稻草增加强度，然后用木板做成的长方形墙壁宽窄的盒子，架在石头垒起来的地基上，将黄泥巴稻草浇灌到木盒子里，浇满盒子之后，男人抡起木榔头，狠劲儿地往下擂，就像早些时候舂米，也像农村一些地方传统的捣年糕那般，把黄泥巴砸结实，砸完一层，接着如此往复，一直砸到三米高的样子，再来加盖屋顶。
在我不太确切的记忆里，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出生的那所宅子，一共有八个房间，其中包括堂屋、卧室、厨房、牛栏，不包括门楼和小小的猪舍。房子形成一个院落，地上铺了石头，不是很平坦。房子正前方，是一个大约三十多平方的稻场，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秋天稻谷熟了，用牛拉着石磙来碾稻子、把稻谷的果实从植株上碾压下来，当然也是孩子和鸡鸭鹅猫狗的戏耍场所。稻场的一边，是一个简陋厕所，厕所旁，是一大片菜园子，另一边是逐级而下的山间梯田。厨房旁是水井和一个洗衣、洗菜的池子，水是从山脚渗出来的活泉，冬暖夏凉，清澈见底，还有几尾鱼儿优哉游哉。房子后面是一座大山，那上面有个“毛狗洞”，也就是狼窝，小时候大门人总是讲关于这个毛狗洞的故事，说曾有人放火烧了毛狗洞，跑出来不少狼崽子，但那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人多，动物就少了，像野狼和野羊子这样的动物，甚至一度绝迹。
父亲其实是幼年失怙的，那是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是一九五九年，父亲六岁。家乡所在的地区，是浮夸风最严重、粮食被搜刮的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这个在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杨×继绳的《墓碑》可能记录的最为翔实。当地能吃的野生动植物，差不多被吃完了，一次爷爷和一群人出门去寻找吃的，很久不回来，后来一个邻居告诉奶奶，说爷爷在半路饿的不行了，奶奶赶紧跑去看，到那儿的时候，爷爷已经在离家不太远的一个小溪边奄奄以一息，等找人抬回去之后，就断了气。父亲从此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
奶奶后来改嫁给爷爷的弟弟，父亲继续叫奶奶“娘”，但叫爷爷的弟弟“叔”，我自小是一直叫爷爷的弟弟“爷爷”的，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吧。奶奶与后来的爷爷又生了三姑、三爹、幺姑和幺爹，所以父亲姊妹八个。大概还有夭折的小孩子。这是那一代多数农村妇女的命运，她们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持续怀孕、生产，然后又在这些孩子的嗷嗷待哺和繁重家务及农活儿中快速变老。作为男丁里面的“老大”，父亲很小就开始帮忙带弟妹和干农活，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可能因为贫穷和劳力短缺，父亲小学也没有读完，学到了读写能力后就辍学，回家成为一员劳动力，那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如果这样算的话，父亲是一个已在故乡土地上劳动了五十四年的农人，和绝多数中国的农民一年，父亲几乎全年无休、风雨无阻地劳作。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故乡，看到大姑父的手指的时候，仿佛遭到电击一般震惊，因为大姑父的五根手指伸出来的时候，是因常年劳作磨损，看起来根本不是人类的肢体，而是磨秃了的五根工具！父亲的手似乎没有那么触目惊心的磨损，但手掌和指头，也因为劳动结满了厚厚的茧子，手上也总布满一道道的裂纹、伤痕。
不知父亲小时候是聪慧、还是幽默，以前听老人说，父亲小时候曾经给一头猪套上牛犁地用的笼头，赶它到田里犁地，这件事举村皆知，成为屡试不爽的笑谈，父亲后来甚至还落得一个他特别讨厌的“猪憨子”的外号。父亲少年时候，被当地一种叫做“土狗子”的毒蛇在腿部咬了一口，当时用一种土方法“治疗”，溃烂很久，差点变成了残疾。父亲青年时候，因为缺碘，得了“大脖子”病，也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后来做了个手术，终于治好了。还有一次，父亲手上长了一个疮，因为舍不得花钱治，一根小手指的最后一个关节，至今还是弯曲的。多灾多难的父亲，还是长大成人了。
大概一九七七年吧，二十四岁的父亲与爷爷奶奶“分家了”，搬到了比他出生地势更低的、靠近村子中间主干道的一个小山坡地下独立成家。父亲在那个地方，自己也用同样的老方法，在茅草房的厨房之外，建筑起了另外三间土墙瓦顶的房屋。据说，分家时分到的“遗产”，是一口水缸和一个炖肉的小罐子，这应该都是父亲的爸爸的“遗产”。这两样普通但珍贵的“传家宝”，至今还在故乡被父母使用着，他们是那个时代贫乏与艰难的见证。
一九七八年，经人介绍，父亲和在当地后勤部队打工的母亲结识，很快就结了婚，一九八零年生下姐姐，第二年生下我。
年轻的时候，父母时常闹矛盾，大概因为父亲慢性子、母亲急性子急的缘故吧，但因我和姐姐，父母还是一起走过了这过去的四十年。
小时候我很调皮，母亲在讲道理的同时，也辅以必要的体罚，但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唱红脸”，不怎么动粗或责骂，偶尔几次吃他的“凿栗子”（就是用手指弯曲后的关节在头上敲打，是故乡以前流行的体罚孩子的方法），吃凿栗子后的委屈痛苦，至今似乎还记忆犹新，这也大概也是为何我自己有了孩子后，决心任何时候，都不诉诸暴力来实现“教育”的目的。毕竟教育应该是理智的，诉诸暴力，应该是“教训”而非教育。
故乡是山水之乡。父亲在故乡的谋生方式，主要是靠种植水稻以及售卖山上的柴禾。水稻自己留了口粮后，所剩不多；柴禾主要市镇上磨豆腐的需要，量不大，价钱也很低。两样都挣不了几个钱，只能勉强糊口，以至于后来我和姐姐读中学、中专、大学，都还捉襟见肘，甚至找人借钱。
父亲也比较固执，上个世纪末，板栗在故乡开始“值钱”，每斤最高卖到过五块钱，那时的五块钱可以干很多事。邻居纷纷开始砍伐山上的其他树木和荆棘，养植野生板栗、嫁接家生板栗，这也成为后来接近十年故乡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稍微缓解了他们贫困的境况。父亲当时对此不屑一顾，说那不过是“一阵风”。为此和持不同意见的母亲又是冲突。但在母亲的劝说催逼之下，父亲也还是加入了这“一阵风”，也为我2000年读大学积攒了一点“原始资本”做学费。
在板栗兴起之前，村子里很多人将土墙房子改成红砖瓦房，红砖的需求与日俱增，于是父亲和几个邻居就地取材，在盛产黄土的老家，弄起了一个砖厂，大家一起干活、平分利润，一天一人大概能挣二十块钱。
父亲小时候用猪犁地，大概预示了他对机械的兴趣，后来父亲和母亲弄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里面有一台电动机、一台柴油机、一台脱粒机、一台打米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榨油机和一个手摇式米糠分离机。这个加工厂，至今还矗立在三爹老宅的对面，也是土墙瓦顶。土墙已经有些倾颓的架势，墙壁上也满是土蜂的巢穴，小时候，每逢春暖花开，我还时常和小伙伴拿着瓶子堵在蜂洞口捕捉它们。这个加工厂，应该也是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
除了这些营生，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在山上砍柴、在地里放牛、在田里种稻，这是过去几十年占据他最多时间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挣到“大钱”，但父亲特别简朴，吃喝玩赌一样也不感兴趣，没什么不良嗜好，只是近二十多年，每逢春节或走亲戚，他喜欢喝点酒，稍微喝高点，喜欢吹吹牛，有时候话题会涉及我，我听说后，会气羞惭混合着少年的愤怒。母亲对父亲在外面喝酒吹牛，是不赞同的，回来时常劝诫，但似乎作用不大。这样的夫妻，为数不少，从这一点看，其实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理智。父亲有时骑摩托出门，喝酒显然是不理智的。
1989年，父母经过十多年的勤劳算计和节衣缩食，积攒了几千块钱，于是他们在老屋旁边，自己和请的村人“建筑队”一起，盖起了一座两层的“小洋楼”，其实就是下面三间红砖平房、上面两间红砖瓦顶的房屋。但这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在那个时候，是那个两千来人的村庄的第一幢两“高层建筑”。似乎同一年，又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1990年的春节，来拜年的一个邻居参观了我们家的新房，然后眼冒金光、羡慕地说：您家现在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父母听后，笑逐颜开，全然忘却了盖房过程的万般辛劳。那千百块砖头，都是父亲的砖窑生产的，是父母肩扛背驮回来的，我和读小学的姐姐，偶尔也帮忙搬一点。沙子也是父母自己从池塘里挑回来的。那时候盖房子，没有任何机械，都是靠血肉之躯搬运，那些水泥砖头对肉体的磨损，是可以想见的。
1996年，姐姐考上了比重点高中还难考的师范学校，父亲和母亲喜上眉梢后又很快愁云密布，因为学费拿不起。我和姐姐中小学都是要交学费的，已经耗尽了家里的积蓄。只能“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才勉强凑够。姐姐三年后毕业，虽然被有权势的子女排挤，分配到了一个偏远学校，但毕竟是我们家族第一个端上了吃商品粮“铁饭碗”的人，也为村子里很多人羡慕赞叹。
大概也是在将江主席任上，国家免除了多年的农业税和种植板栗的附加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一些。
父亲继续在故乡山村劳作不息。冬天的时候，他会到山上，伐倒一些较大的树木，然后放到自己建筑的土窑里烧炭。这是个辛苦的差事，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卖炭翁》虽然文笔不错，也只描摹了艰辛的一部分。一般是在寒冬腊月烧窑，窑烧的是否顺利，跟天气、风向等很多因素有关，一个窑从装好柴禾，到烧好木炭，大概要三四天，期间要适时去看窑火，根据冒烟情况及风洞的火苗情况，酌情关闭或打开风洞，技术含量不低。木炭烧好之后，也不能等，必须及时弄出来，时常是在大雪纷飞的深更半夜出木炭，我青少年和父亲一起干过几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天雪夜，我们点着一个自制的“灯笼”——将玻璃罐头瓶子的底部弄掉后，用铁丝将一块木板固定在瓶脖子上，然后在里面点上蜡烛或煤油灯，防风防雪。打开窑门，里面的一根根烧透的木炭如同烧红的钢铁一样耀眼炽热，热浪顿时赶走了雪天的寒冷，甚至会让人汗流浃背。这时候，必须用一个固定在长长的木棍前头的铁钩子，迅速将木炭扒出来，再迅速用水浇灭木炭，还要分拣归类，最后从崎岖陡峭的山道上用肩膀挑回去。
父亲在门口出木炭，那是最累的部分，我打下手的时候，往往是浇水，一开始还有些新意，很快就腰酸背疼，脸庞发烫、眼睛流泪。点火之前，要将一米长左右的树木，一根根运到窑里面树立整齐排放，一般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因为窑只有一米来高，里面的人只能蹲伏或者爬在地上，满身满脸灰尘，有时候木炭刚出不久，里面依然热浪灼人。母亲以前也经常往里面递木炭、烧好后帮忙泼水搬运，后来身体垮了，连山也上不去了。
木炭一年烧得一些，卖的钱也有限，只能补贴家用，所剩无几，遇到家里有孩子读书上学的，更是杯水车薪。父母亲这样的农民，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钱的积攒的。遇到有儿子要结婚的，更是随着礼金和通胀的飙升，让农民父母们一筹莫展、愁云万里。我2000年读大学，后来也出现过学费危机，也在图书馆打过工，但还好最后一直走了下去，实现了经济自立，省去了父母为我操心结婚礼金以及买置新房的忧虑。
后来，当地政府说要保护山林，就禁止农民们烧炭了，这不大的一条财路，也被切断了。其实后面，父亲也几乎干不动那些伤筋动骨的重活儿了。
最近，总是见到网上有人转发视屏，多数是快手上转来的，说不少农村青年人，到处逮住野生动物，杀了烧烤吃。人们很愤怒，觉得他们破坏生态。这个的确如此，这些青年人，应该不是真的饿了，想用野生动物充饥，他们多数是为了出名“赚大钱”。有时候，也有人转发，说农村人四处挖掘兰草卖钱，转发的人也很愤怒，说他们破坏环境，这个可能值得商榷。兰草的确是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但很多兰草，如今是长在农民自己的山上，对有些人，这些是保护植物，但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经济来源之一。此外，兰草被挖掘后，几乎都是被卖到了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的故乡，有少数人在大城市售卖兰草花发了小财，但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因为在家乡卖兰草发财了的。我不是为了为这些行为辩护，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更多第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和政策根源。国家和网友如果真的想要保护兰草，应该考虑政府制定政策，禁止城市的花店出售野生兰草、同时制定合理合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并且去严格执行，相信这样，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农民挖掘了。我见过很多曝光挖兰草的，目前还没见过一个曝光花店卖兰草的。人们大概都是喜欢捏比较软的柿子吧。这也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不过父亲对挖兰草的态度，和对当初发展板栗、茶叶、以及挖掘各种野生风景树木的态度一样，都是不屑一顾的，认为是一阵风的“歪门邪道”。父亲因此丧失了一些“生财之道”，因为国家控制粮食价格，光靠种田，实在只能果腹。此外，父亲也不喜欢用除草剂这些对植被有灭绝作用的化学农药，他宁愿拿镰刀去割掉野草，虽然割掉的野草会年复一年“春风吹又生”。父亲这种固执，虽然显得有些“迂腐”，但乡村如果多一些这样的人，也许生态会更好一些，人心也会更质朴一点吧。但在这个连乡村也日渐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父亲是显得越来越落伍了。
父亲日复一日在故乡劳作，截止2000年，去过最远的地方，大概是跨省走亲戚去的三姨的故乡，那里距离我们家两百多公里。
大概2005年，父亲又去了更远的地方：和几个邻居到距离三百多公里的省会郑州，买了一辆摩托车。那些年，摩托车风靡乡间，跟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轿车一样。
2013年，父亲去了目前为止最远的地方：北京。我带着他参观了广场、天安门、纪念堂、颐和园和其他一些地方。当时因为父亲的一些不太好的、但也无关紧要的琐碎习惯，我有些愤怒，对他没有好声气。可很快，我就愧疚了起来，延续到现在。毕竟，父亲一直在乡村生活，对城市的很多习惯和规则浑然不知，即便处于纠正考虑，我的态度也可以更好、更委婉一些。否则就是“教训”而非“教育”了，那只会适得其反。
目前，父亲与母亲依然生活在故乡越发寂寥的山村，养着三头牛、一条狗和几只鸡。去年的十四只鸡，母亲不在家的那几天，全叫贼人偷了去。前几天母亲又买了十一只鸡娃回去。我知道，父母肯定想着，把这些鸡娃养大，等到下半年我们和云宝回去团聚的时候，好有土鸡蛋、土鸡肉吃。
父亲文化程度有限、不善言辞，也没有去过许多地方，更没有远大理想和强大的赚钱能力，他不太会做家务、也不够细腻和体贴，然而，对于一个六岁失怙、十来岁辍学、在土地上劳作了五十多年的农民而言，这些要求大概都太高了。父亲的勤劳节俭和沉默寡言，足以抵消这些缺憾。
近几年，父亲的眼睛出现了飞蚊症，还好不太严重；耳朵出现轰鸣声，但也是比较轻微；身体里还有些结石，幸好也不算大；还有其他小小毛病。但总体上，父亲身体是好的，我这两年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偶尔会告诉他一些比较科学的卫生习惯和保健方法，也鼓励他说爷爷（其实是爷爷的那个弟弟)活了八十多岁，父亲争取活到九十多，那时候就可以看到重孙了。
我如今自认为已经不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但说出这番话，只不过试图用父亲的话语体系，来对他施加力所能及的积极影响。
我想作用还是有的。父亲今年将家里最大的那个两亩多的大田，租赁给邻居种树了，每年虽然只有几百块，但自己种，很多事情还得请人，除掉成本，也所剩无几，最主要是力不从心。
父亲说这两年，也准备把几条牛处理掉。我说应该尽快处理掉，伺候牛太辛苦了，应该放松一下了。
上个周末，姐姐一家提前给父亲祝了寿，也许能聊以弥补儿子不在的遗憾。
可是我没法弥补自己内心的愧憾，只能下次回去，陪父亲好好喝两杯，多陪俩老几天。
——写在父亲六十五大寿之际。
按照中国古历，今天是戊戌年二月十二，是父亲的生日。以前各种琐碎的文字里面，提及母亲的多，写到父亲的少。今天专门写一篇文字给父亲，算是远游儿子对他生日的遥祝。
父亲一九五三年二月的第十二天，出生于豫南的一个山村里，确切地说，是在山村一个山沟沟的贫苦农家。根据前几年去世的一个邻居老人的说法，我爷爷的爷爷，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身高八尺，食量如牛，一顿饭可以吃一个猪头，因为是个地主，估计这么大的饭量，那时候也饿不着，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家道中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先后生了大姑、父亲、二姑和二爹。
父亲出生的老房子，位于村子里最高山峰之一的一座山腰上，那些房子都是土墙瓦顶结构，是以前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子女们亲手建造起来的。农村建造这样房子的过程工序，我小时候亲眼见过，就是把黄泥巴像和面一样和熟，里面混合一些干稻草增加强度，然后用木板做成的长方形墙壁宽窄的盒子，架在石头垒起来的地基上，将黄泥巴稻草浇灌到木盒子里，浇满盒子之后，男人抡起木榔头，狠劲儿地往下擂，就像早些时候舂米，也像农村一些地方传统的捣年糕那般，把黄泥巴砸结实，砸完一层，接着如此往复，一直砸到三米高的样子，再来加盖屋顶。
在我不太确切的记忆里，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出生的那所宅子，一共有八个房间，其中包括堂屋、卧室、厨房、牛栏，不包括门楼和小小的猪舍。房子形成一个院落，地上铺了石头，不是很平坦。房子正前方，是一个大约三十多平方的稻场，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秋天稻谷熟了，用牛拉着石磙来碾稻子、把稻谷的果实从植株上碾压下来，当然也是孩子和鸡鸭鹅猫狗的戏耍场所。稻场的一边，是一个简陋厕所，厕所旁，是一大片菜园子，另一边是逐级而下的山间梯田。厨房旁是水井和一个洗衣、洗菜的池子，水是从山脚渗出来的活泉，冬暖夏凉，清澈见底，还有几尾鱼儿优哉游哉。房子后面是一座大山，那上面有个“毛狗洞”，也就是狼窝，小时候大门人总是讲关于这个毛狗洞的故事，说曾有人放火烧了毛狗洞，跑出来不少狼崽子，但那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人多，动物就少了，像野狼和野羊子这样的动物，甚至一度绝迹。
父亲其实是幼年失怙的，那是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是一九五九年，父亲六岁。家乡所在的地区，是浮夸风最严重、粮食被搜刮的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这个在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杨×继绳的《墓碑》可能记录的最为翔实。当地能吃的野生动植物，差不多被吃完了，一次爷爷和一群人出门去寻找吃的，很久不回来，后来一个邻居告诉奶奶，说爷爷在半路饿的不行了，奶奶赶紧跑去看，到那儿的时候，爷爷已经在离家不太远的一个小溪边奄奄以一息，等找人抬回去之后，就断了气。父亲从此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
奶奶后来改嫁给爷爷的弟弟，父亲继续叫奶奶“娘”，但叫爷爷的弟弟“叔”，我自小是一直叫爷爷的弟弟“爷爷”的，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吧。奶奶与后来的爷爷又生了三姑、三爹、幺姑和幺爹，所以父亲姊妹八个。大概还有夭折的小孩子。这是那一代多数农村妇女的命运，她们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持续怀孕、生产，然后又在这些孩子的嗷嗷待哺和繁重家务及农活儿中快速变老。作为男丁里面的“老大”，父亲很小就开始帮忙带弟妹和干农活，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可能因为贫穷和劳力短缺，父亲小学也没有读完，学到了读写能力后就辍学，回家成为一员劳动力，那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如果这样算的话，父亲是一个已在故乡土地上劳动了五十四年的农人，和绝多数中国的农民一年，父亲几乎全年无休、风雨无阻地劳作。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故乡，看到大姑父的手指的时候，仿佛遭到电击一般震惊，因为大姑父的五根手指伸出来的时候，是因常年劳作磨损，看起来根本不是人类的肢体，而是磨秃了的五根工具！父亲的手似乎没有那么触目惊心的磨损，但手掌和指头，也因为劳动结满了厚厚的茧子，手上也总布满一道道的裂纹、伤痕。
不知父亲小时候是聪慧、还是幽默，以前听老人说，父亲小时候曾经给一头猪套上牛犁地用的笼头，赶它到田里犁地，这件事举村皆知，成为屡试不爽的笑谈，父亲后来甚至还落得一个他特别讨厌的“猪憨子”的外号。父亲少年时候，被当地一种叫做“土狗子”的毒蛇在腿部咬了一口，当时用一种土方法“治疗”，溃烂很久，差点变成了残疾。父亲青年时候，因为缺碘，得了“大脖子”病，也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后来做了个手术，终于治好了。还有一次，父亲手上长了一个疮，因为舍不得花钱治，一根小手指的最后一个关节，至今还是弯曲的。多灾多难的父亲，还是长大成人了。
大概一九七七年吧，二十四岁的父亲与爷爷奶奶“分家了”，搬到了比他出生地势更低的、靠近村子中间主干道的一个小山坡地下独立成家。父亲在那个地方，自己也用同样的老方法，在茅草房的厨房之外，建筑起了另外三间土墙瓦顶的房屋。据说，分家时分到的“遗产”，是一口水缸和一个炖肉的小罐子，这应该都是父亲的爸爸的“遗产”。这两样普通但珍贵的“传家宝”，至今还在故乡被父母使用着，他们是那个时代贫乏与艰难的见证。
一九七八年，经人介绍，父亲和在当地后勤部队打工的母亲结识，很快就结了婚，一九八零年生下姐姐，第二年生下我。
年轻的时候，父母时常闹矛盾，大概因为父亲慢性子、母亲急性子急的缘故吧，但因我和姐姐，父母还是一起走过了这过去的四十年。
小时候我很调皮，母亲在讲道理的同时，也辅以必要的体罚，但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唱红脸”，不怎么动粗或责骂，偶尔几次吃他的“凿栗子”（就是用手指弯曲后的关节在头上敲打，是故乡以前流行的体罚孩子的方法），吃凿栗子后的委屈痛苦，至今似乎还记忆犹新，这也大概也是为何我自己有了孩子后，决心任何时候，都不诉诸暴力来实现“教育”的目的。毕竟教育应该是理智的，诉诸暴力，应该是“教训”而非教育。
故乡是山水之乡。父亲在故乡的谋生方式，主要是靠种植水稻以及售卖山上的柴禾。水稻自己留了口粮后，所剩不多；柴禾主要市镇上磨豆腐的需要，量不大，价钱也很低。两样都挣不了几个钱，只能勉强糊口，以至于后来我和姐姐读中学、中专、大学，都还捉襟见肘，甚至找人借钱。
父亲也比较固执，上个世纪末，板栗在故乡开始“值钱”，每斤最高卖到过五块钱，那时的五块钱可以干很多事。邻居纷纷开始砍伐山上的其他树木和荆棘，养植野生板栗、嫁接家生板栗，这也成为后来接近十年故乡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稍微缓解了他们贫困的境况。父亲当时对此不屑一顾，说那不过是“一阵风”。为此和持不同意见的母亲又是冲突。但在母亲的劝说催逼之下，父亲也还是加入了这“一阵风”，也为我2000年读大学积攒了一点“原始资本”做学费。
在板栗兴起之前，村子里很多人将土墙房子改成红砖瓦房，红砖的需求与日俱增，于是父亲和几个邻居就地取材，在盛产黄土的老家，弄起了一个砖厂，大家一起干活、平分利润，一天一人大概能挣二十块钱。
父亲小时候用猪犁地，大概预示了他对机械的兴趣，后来父亲和母亲弄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里面有一台电动机、一台柴油机、一台脱粒机、一台打米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榨油机和一个手摇式米糠分离机。这个加工厂，至今还矗立在三爹老宅的对面，也是土墙瓦顶。土墙已经有些倾颓的架势，墙壁上也满是土蜂的巢穴，小时候，每逢春暖花开，我还时常和小伙伴拿着瓶子堵在蜂洞口捕捉它们。这个加工厂，应该也是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
除了这些营生，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在山上砍柴、在地里放牛、在田里种稻，这是过去几十年占据他最多时间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挣到“大钱”，但父亲特别简朴，吃喝玩赌一样也不感兴趣，没什么不良嗜好，只是近二十多年，每逢春节或走亲戚，他喜欢喝点酒，稍微喝高点，喜欢吹吹牛，有时候话题会涉及我，我听说后，会气羞惭混合着少年的愤怒。母亲对父亲在外面喝酒吹牛，是不赞同的，回来时常劝诫，但似乎作用不大。这样的夫妻，为数不少，从这一点看，其实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理智。父亲有时骑摩托出门，喝酒显然是不理智的。
1989年，父母经过十多年的勤劳算计和节衣缩食，积攒了几千块钱，于是他们在老屋旁边，自己和请的村人“建筑队”一起，盖起了一座两层的“小洋楼”，其实就是下面三间红砖平房、上面两间红砖瓦顶的房屋。但这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在那个时候，是那个两千来人的村庄的第一幢两“高层建筑”。似乎同一年，又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1990年的春节，来拜年的一个邻居参观了我们家的新房，然后眼冒金光、羡慕地说：您家现在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父母听后，笑逐颜开，全然忘却了盖房过程的万般辛劳。那千百块砖头，都是父亲的砖窑生产的，是父母肩扛背驮回来的，我和读小学的姐姐，偶尔也帮忙搬一点。沙子也是父母自己从池塘里挑回来的。那时候盖房子，没有任何机械，都是靠血肉之躯搬运，那些水泥砖头对肉体的磨损，是可以想见的。
1996年，姐姐考上了比重点高中还难考的师范学校，父亲和母亲喜上眉梢后又很快愁云密布，因为学费拿不起。我和姐姐中小学都是要交学费的，已经耗尽了家里的积蓄。只能“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才勉强凑够。姐姐三年后毕业，虽然被有权势的子女排挤，分配到了一个偏远学校，但毕竟是我们家族第一个端上了吃商品粮“铁饭碗”的人，也为村子里很多人羡慕赞叹。
大概也是在将江主席任上，国家免除了多年的农业税和种植板栗的附加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一些。
父亲继续在故乡山村劳作不息。冬天的时候，他会到山上，伐倒一些较大的树木，然后放到自己建筑的土窑里烧炭。这是个辛苦的差事，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卖炭翁》虽然文笔不错，也只描摹了艰辛的一部分。一般是在寒冬腊月烧窑，窑烧的是否顺利，跟天气、风向等很多因素有关，一个窑从装好柴禾，到烧好木炭，大概要三四天，期间要适时去看窑火，根据冒烟情况及风洞的火苗情况，酌情关闭或打开风洞，技术含量不低。木炭烧好之后，也不能等，必须及时弄出来，时常是在大雪纷飞的深更半夜出木炭，我青少年和父亲一起干过几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天雪夜，我们点着一个自制的“灯笼”——将玻璃罐头瓶子的底部弄掉后，用铁丝将一块木板固定在瓶脖子上，然后在里面点上蜡烛或煤油灯，防风防雪。打开窑门，里面的一根根烧透的木炭如同烧红的钢铁一样耀眼炽热，热浪顿时赶走了雪天的寒冷，甚至会让人汗流浃背。这时候，必须用一个固定在长长的木棍前头的铁钩子，迅速将木炭扒出来，再迅速用水浇灭木炭，还要分拣归类，最后从崎岖陡峭的山道上用肩膀挑回去。
父亲在门口出木炭，那是最累的部分，我打下手的时候，往往是浇水，一开始还有些新意，很快就腰酸背疼，脸庞发烫、眼睛流泪。点火之前，要将一米长左右的树木，一根根运到窑里面树立整齐排放，一般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因为窑只有一米来高，里面的人只能蹲伏或者爬在地上，满身满脸灰尘，有时候木炭刚出不久，里面依然热浪灼人。母亲以前也经常往里面递木炭、烧好后帮忙泼水搬运，后来身体垮了，连山也上不去了。
木炭一年烧得一些，卖的钱也有限，只能补贴家用，所剩无几，遇到家里有孩子读书上学的，更是杯水车薪。父母亲这样的农民，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钱的积攒的。遇到有儿子要结婚的，更是随着礼金和通胀的飙升，让农民父母们一筹莫展、愁云万里。我2000年读大学，后来也出现过学费危机，也在图书馆打过工，但还好最后一直走了下去，实现了经济自立，省去了父母为我操心结婚礼金以及买置新房的忧虑。
后来，当地政府说要保护山林，就禁止农民们烧炭了，这不大的一条财路，也被切断了。其实后面，父亲也几乎干不动那些伤筋动骨的重活儿了。
最近，总是见到网上有人转发视屏，多数是快手上转来的，说不少农村青年人，到处逮住野生动物，杀了烧烤吃。人们很愤怒，觉得他们破坏生态。这个的确如此，这些青年人，应该不是真的饿了，想用野生动物充饥，他们多数是为了出名“赚大钱”。有时候，也有人转发，说农村人四处挖掘兰草卖钱，转发的人也很愤怒，说他们破坏环境，这个可能值得商榷。兰草的确是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但很多兰草，如今是长在农民自己的山上，对有些人，这些是保护植物，但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经济来源之一。此外，兰草被挖掘后，几乎都是被卖到了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的故乡，有少数人在大城市售卖兰草花发了小财，但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因为在家乡卖兰草发财了的。我不是为了为这些行为辩护，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更多第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和政策根源。国家和网友如果真的想要保护兰草，应该考虑政府制定政策，禁止城市的花店出售野生兰草、同时制定合理合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并且去严格执行，相信这样，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农民挖掘了。我见过很多曝光挖兰草的，目前还没见过一个曝光花店卖兰草的。人们大概都是喜欢捏比较软的柿子吧。这也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不过父亲对挖兰草的态度，和对当初发展板栗、茶叶、以及挖掘各种野生风景树木的态度一样，都是不屑一顾的，认为是一阵风的“歪门邪道”。父亲因此丧失了一些“生财之道”，因为国家控制粮食价格，光靠种田，实在只能果腹。此外，父亲也不喜欢用除草剂这些对植被有灭绝作用的化学农药，他宁愿拿镰刀去割掉野草，虽然割掉的野草会年复一年“春风吹又生”。父亲这种固执，虽然显得有些“迂腐”，但乡村如果多一些这样的人，也许生态会更好一些，人心也会更质朴一点吧。但在这个连乡村也日渐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父亲是显得越来越落伍了。
父亲日复一日在故乡劳作，截止2000年，去过最远的地方，大概是跨省走亲戚去的三姨的故乡，那里距离我们家两百多公里。
大概2005年，父亲又去了更远的地方：和几个邻居到距离三百多公里的省会郑州，买了一辆摩托车。那些年，摩托车风靡乡间，跟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轿车一样。
2013年，父亲去了目前为止最远的地方：北京。我带着他参观了广场、天安门、纪念堂、颐和园和其他一些地方。当时因为父亲的一些不太好的、但也无关紧要的琐碎习惯，我有些愤怒，对他没有好声气。可很快，我就愧疚了起来，延续到现在。毕竟，父亲一直在乡村生活，对城市的很多习惯和规则浑然不知，即便处于纠正考虑，我的态度也可以更好、更委婉一些。否则就是“教训”而非“教育”了，那只会适得其反。
目前，父亲与母亲依然生活在故乡越发寂寥的山村，养着三头牛、一条狗和几只鸡。去年的十四只鸡，母亲不在家的那几天，全叫贼人偷了去。前几天母亲又买了十一只鸡娃回去。我知道，父母肯定想着，把这些鸡娃养大，等到下半年我们和云宝回去团聚的时候，好有土鸡蛋、土鸡肉吃。
父亲文化程度有限、不善言辞，也没有去过许多地方，更没有远大理想和强大的赚钱能力，他不太会做家务、也不够细腻和体贴，然而，对于一个六岁失怙、十来岁辍学、在土地上劳作了五十多年的农民而言，这些要求大概都太高了。父亲的勤劳节俭和沉默寡言，足以抵消这些缺憾。
近几年，父亲的眼睛出现了飞蚊症，还好不太严重；耳朵出现轰鸣声，但也是比较轻微；身体里还有些结石，幸好也不算大；还有其他小小毛病。但总体上，父亲身体是好的，我这两年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偶尔会告诉他一些比较科学的卫生习惯和保健方法，也鼓励他说爷爷（其实是爷爷的那个弟弟)活了八十多岁，父亲争取活到九十多，那时候就可以看到重孙了。
我如今自认为已经不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但说出这番话，只不过试图用父亲的话语体系，来对他施加力所能及的积极影响。
我想作用还是有的。父亲今年将家里最大的那个两亩多的大田，租赁给邻居种树了，每年虽然只有几百块，但自己种，很多事情还得请人，除掉成本，也所剩无几，最主要是力不从心。
父亲说这两年，也准备把几条牛处理掉。我说应该尽快处理掉，伺候牛太辛苦了，应该放松一下了。
上个周末，姐姐一家提前给父亲祝了寿，也许能聊以弥补儿子不在的遗憾。
可是我没法弥补自己内心的愧憾，只能下次回去，陪父亲好好喝两杯，多陪俩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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