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开始看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这部书久闻大名，但直到现在看，也许是以前缘分不够。余华的书，以前看过一些散文，以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和《第七日》；《活着》只看过电影。他的很多散文和短篇，给人很不错的感觉，他的那篇成名作《十八岁出门去远行》，去年初次读到令我心头一震，《词汇》那本小书也痛快淋漓；《第七日》也许是在尝试新的创作手法，看得有些晕晕乎乎，可能就像上外才子吴刚所言：意识流的东西，就是读起来让人意识流走的东西。
不得不说，《兄弟》读起来是很过瘾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丰满多姿，文笔一泻千里。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好的小说要好看，就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他近年来的声名鹊起，也更进一步彰显和巩固了他的能力。然而，作为一个混迹文学专业多年，也忝列博士行列的中青年，我情不自禁地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审美，来审视当代中国这位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因为以前学得是英语文学，自己也长期对现当代文学保持阅读和关注，所以我的审美难免带着对比的角度，说得好听一点，我是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当代文学”。
放在大陆文学的圈子来说，余华无疑是十分杰出的；但这种成功，以我的审美标准来看，局限不小；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欣赏其优点固然精神可嘉，但如能看出局限，也不值得千夫所指，反而可能是一种善于探索的表现；盛夏的知了如都以一个频调歌唱，听众会生不如死。
具体到《兄弟》而言，其中的人物刻画有些太“假”了，比如里面刻画的那个李光头，形象固然引人入胜，而且幽默不断，大有令人笑断大肠的气势，然而仔细玩味，会发现漏洞多多。小说开头说李光头八岁的时候，喜欢到处在板凳和电线杆子上抱着摩擦，摩着摩着，“小屌”就硬了；有时候他会当众摩擦，而且对人鹦鹉学舌地说自己”性欲上来了“；后来有一阵子他性欲上不来，甚至会掏出”小鸡巴“示众，证明自己真”阳痿“了。
美国文豪、世界泰斗T.S.艾略特曾经说过，优秀作者最大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隐去自己的痕迹，但余华描写那个贫穷落后时期的村镇人的时候，使用了”性欲“和”阳痿“这些相当”高雅“的词汇，这其实是作为文人的作者才耳熟能详的词汇，在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中，恐怕表达同样的意思不会这样用，而是有一些更加地道、更加生动、也更加粗野的词汇，各位哪怕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朋友回忆一下，也许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另一方面，余华在描写当时的村镇成人及孩子的时候，手法太”下流“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那个虽然荒诞、但十分保守的年代，你都很难在哪个地方的马路上、大街旁，见到人们公开对话时把”小屌“、“阳痿”这些词挂在嘴边。即便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也不会——除非他是个智障，但主人公李光头并非弱智，相反，他会用偷看女人屁股作为筹码，换取几十碗海鲜面吃，这表明他甚至是智力超常的，这样一个智力不凡的孩子，怎么可能见人就说“鸡巴”这样下流无比的词汇？难道余华童年的故乡是这个样子？
不仅如此，余华的小说中，这样的孩子以及大他一岁的哥哥宋钢，甚至还会对旁人随意描述自己爸妈行房事的情形，这个安排，也是不妥的，因为四五岁、甚至五六岁的孩子，都可能因为不懂事，去向旁人描述亲人的私密，但八岁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已经明白什么是“性欲”和“阳痿”的孩子，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作家这样安排，不仅是粗暴、甚至是粗野的。
当然，这种粗野和粗暴，是相对的。对于莫言、阎连科、王小波和张贤亮这样的现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的作品里不是没有对低俗和粗俗的描述，但那些描述，大都符合人物的身份背景及时代背景。男性可能会在厕所、澡堂子、宿舍等公共场合以及私处的时候使用特别粗野、粗俗的言语，甚至发出这样的行为；比如莫言一部小说里曾写道，几个青少年在荒野里掏出阳具比大小和硬度，甚至要试一试是否能挑起一捆草来比赛。这个描述就十分可信，表现了人物本身在一定情形的粗俗，合情合理。偶尔这样描写，不会显得作者粗俗，粗暴，但像余华那样，在《兄弟》里面连续几万字抓住不放，描述一个八岁男孩子的超乎现实的”粗俗“言行，就暴露出作者粗野、粗暴的”力不从心“。作者这样描述人物，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拿着刀子剪窗花人物、或是手扯着线演木偶戏，虽然有趣，但绝不会给人一种如临其境的代入感。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境界。
余华近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他这个年纪和境界，已经不再关注技巧了，意思是他几乎可以一气呵成、信笔游走。他对自己的《兄弟》特别满意和自信，正好说明他难以逃出自己的盲点。
和英语世界的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他的盲点。余华这样的大陆大家，自然要找一些英语世界的大家来比照。爱尔兰文豪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个理想不过的坐标；哪怕只看一下乔伊斯的短篇集子《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和《逝者》(The Dead)，也能看出距离。乔伊斯绝没有汪洋恣肆、激情横流的文笔，相反，他是深水静流、润物无声的叙事，这样造就的人物、背景和情节，是精雕细琢的，这样的手法，赋予了人物鲜活的灵魂，再加上别具一格（但未脱离实际）的情节，更加渲染出动人魂魄的主题。
那篇《都柏林人》里Araby是英美文学研究者广为传颂的小说经典，讲的无非是一个小男孩暗恋一个大姐姐的故事，手术刀般的笔法，刻画出男孩子纯洁但激烈的爱恋，可后来到一个关张的集市买东西时，忽然失落顿悟。那顿悟自然是成年作者的顿悟，但那孩子心理及行为的刻画，却是无比细腻、逼真、干净、且动人。不是说不能描述孩子们的性欲和冲动，但的确是需要正确的方法、恰当的比例和适当的言辞。电影《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面也有描述青少年心理、性欲的片段，按并未给人”肮脏“或”低俗“的感觉，因而也绝不会觉得作者粗暴、粗俗。这就是艺术的境界了。
这就是风格的问题。杂食动物的笔者，自然看过乔伊斯、伍尔夫、张爱玲、《红楼梦》这样”高雅“的作家、作品；还看过《金瓶梅》、Fanny Hill: 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废都》、《不二》等”低俗“、”情色“作品。笔者知道阳春、白雪的界限和区别。笔者关注从《嘉丽妹妹》、《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样的都市作品，也喜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丰乳肥臀》、《蛙》和《皮囊》这样的村镇题材。
但余华在《兄弟》当中，显然是没有分清楚高雅与低俗、乡村与市镇风格的区别。他对人物言行的描述，貌似生猛活跃，实则模糊混乱。他够不上《红楼梦》那样的高雅，绝不是《金瓶梅》那样的世俗，也不是《生死疲劳》那般的乡土。实在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当然，也有一种高级的可能：余华将自己的作品当作一种后现代的”装置“艺术来塑造，他通过将人物、言行、时代、主题等的”错位“结合，来凸显他在主题上的”良苦用心“和胜人一筹。
应该不是我生性低俗，我在余华《兄弟》的行文中，实在找不到一丝的高雅和优雅。我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粗俗、粗糙的时代，但我在描述同一时代的不少文字里，是找到了行文带来的除了低俗的”刺激“之外的感觉的，比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在描述更激荡时代的文字里，甚至找到了更多的”崇高感“，比如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美国描写麦肯锡时代的作品也不少，我虽未读过，但据说也不乏”美妙散文诗“写就的小说，来揭露人性的黑暗，人世的阴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更是“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对，就是这个表述”美妙的散文诗“，这就是我在《兄弟》里找不到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全盘否定余华，只是觉得他的这部作品有重大缺陷，和贾平娃的《废都》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一样。
在语言上，它们缺乏”优美的散文诗“；在主题上，他们不能给你一种”崇高的悲剧感“。
这可能就是冯唐所说的衡量伟大作品的”金线“。二者缺一，都可以称之为”很好“的作品，但构不成”伟大“。
打个比较世俗的比方，就更真正的选美比赛一样，衡量标准应该是既有外在的皮囊，也有内在的品格与才华；二者兼具，才是真正的”尤物“。
世间太多美女，却没几个真正的尤物。
作为优秀的读者，读书的数量是次要的，首要任务就是练就从“美女”中甄别“尤物”的能力，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注：本文为“万千山”原创，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标明作者及出处。
不得不说，《兄弟》读起来是很过瘾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丰满多姿，文笔一泻千里。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好的小说要好看，就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他近年来的声名鹊起，也更进一步彰显和巩固了他的能力。然而，作为一个混迹文学专业多年，也忝列博士行列的中青年，我情不自禁地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审美，来审视当代中国这位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因为以前学得是英语文学，自己也长期对现当代文学保持阅读和关注，所以我的审美难免带着对比的角度，说得好听一点，我是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当代文学”。
放在大陆文学的圈子来说，余华无疑是十分杰出的；但这种成功，以我的审美标准来看，局限不小；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欣赏其优点固然精神可嘉，但如能看出局限，也不值得千夫所指，反而可能是一种善于探索的表现；盛夏的知了如都以一个频调歌唱，听众会生不如死。
具体到《兄弟》而言，其中的人物刻画有些太“假”了，比如里面刻画的那个李光头，形象固然引人入胜，而且幽默不断，大有令人笑断大肠的气势，然而仔细玩味，会发现漏洞多多。小说开头说李光头八岁的时候，喜欢到处在板凳和电线杆子上抱着摩擦，摩着摩着，“小屌”就硬了；有时候他会当众摩擦，而且对人鹦鹉学舌地说自己”性欲上来了“；后来有一阵子他性欲上不来，甚至会掏出”小鸡巴“示众，证明自己真”阳痿“了。
美国文豪、世界泰斗T.S.艾略特曾经说过，优秀作者最大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隐去自己的痕迹，但余华描写那个贫穷落后时期的村镇人的时候，使用了”性欲“和”阳痿“这些相当”高雅“的词汇，这其实是作为文人的作者才耳熟能详的词汇，在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中，恐怕表达同样的意思不会这样用，而是有一些更加地道、更加生动、也更加粗野的词汇，各位哪怕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朋友回忆一下，也许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另一方面，余华在描写当时的村镇成人及孩子的时候，手法太”下流“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那个虽然荒诞、但十分保守的年代，你都很难在哪个地方的马路上、大街旁，见到人们公开对话时把”小屌“、“阳痿”这些词挂在嘴边。即便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也不会——除非他是个智障，但主人公李光头并非弱智，相反，他会用偷看女人屁股作为筹码，换取几十碗海鲜面吃，这表明他甚至是智力超常的，这样一个智力不凡的孩子，怎么可能见人就说“鸡巴”这样下流无比的词汇？难道余华童年的故乡是这个样子？
不仅如此，余华的小说中，这样的孩子以及大他一岁的哥哥宋钢，甚至还会对旁人随意描述自己爸妈行房事的情形，这个安排，也是不妥的，因为四五岁、甚至五六岁的孩子，都可能因为不懂事，去向旁人描述亲人的私密，但八岁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已经明白什么是“性欲”和“阳痿”的孩子，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作家这样安排，不仅是粗暴、甚至是粗野的。
当然，这种粗野和粗暴，是相对的。对于莫言、阎连科、王小波和张贤亮这样的现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的作品里不是没有对低俗和粗俗的描述，但那些描述，大都符合人物的身份背景及时代背景。男性可能会在厕所、澡堂子、宿舍等公共场合以及私处的时候使用特别粗野、粗俗的言语，甚至发出这样的行为；比如莫言一部小说里曾写道，几个青少年在荒野里掏出阳具比大小和硬度，甚至要试一试是否能挑起一捆草来比赛。这个描述就十分可信，表现了人物本身在一定情形的粗俗，合情合理。偶尔这样描写，不会显得作者粗俗，粗暴，但像余华那样，在《兄弟》里面连续几万字抓住不放，描述一个八岁男孩子的超乎现实的”粗俗“言行，就暴露出作者粗野、粗暴的”力不从心“。作者这样描述人物，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拿着刀子剪窗花人物、或是手扯着线演木偶戏，虽然有趣，但绝不会给人一种如临其境的代入感。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境界。
余华近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他这个年纪和境界，已经不再关注技巧了，意思是他几乎可以一气呵成、信笔游走。他对自己的《兄弟》特别满意和自信，正好说明他难以逃出自己的盲点。
和英语世界的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他的盲点。余华这样的大陆大家，自然要找一些英语世界的大家来比照。爱尔兰文豪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个理想不过的坐标；哪怕只看一下乔伊斯的短篇集子《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和《逝者》(The Dead)，也能看出距离。乔伊斯绝没有汪洋恣肆、激情横流的文笔，相反，他是深水静流、润物无声的叙事，这样造就的人物、背景和情节，是精雕细琢的，这样的手法，赋予了人物鲜活的灵魂，再加上别具一格（但未脱离实际）的情节，更加渲染出动人魂魄的主题。
那篇《都柏林人》里Araby是英美文学研究者广为传颂的小说经典，讲的无非是一个小男孩暗恋一个大姐姐的故事，手术刀般的笔法，刻画出男孩子纯洁但激烈的爱恋，可后来到一个关张的集市买东西时，忽然失落顿悟。那顿悟自然是成年作者的顿悟，但那孩子心理及行为的刻画，却是无比细腻、逼真、干净、且动人。不是说不能描述孩子们的性欲和冲动，但的确是需要正确的方法、恰当的比例和适当的言辞。电影《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面也有描述青少年心理、性欲的片段，按并未给人”肮脏“或”低俗“的感觉，因而也绝不会觉得作者粗暴、粗俗。这就是艺术的境界了。
这就是风格的问题。杂食动物的笔者，自然看过乔伊斯、伍尔夫、张爱玲、《红楼梦》这样”高雅“的作家、作品；还看过《金瓶梅》、Fanny Hill: 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废都》、《不二》等”低俗“、”情色“作品。笔者知道阳春、白雪的界限和区别。笔者关注从《嘉丽妹妹》、《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样的都市作品，也喜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丰乳肥臀》、《蛙》和《皮囊》这样的村镇题材。
但余华在《兄弟》当中，显然是没有分清楚高雅与低俗、乡村与市镇风格的区别。他对人物言行的描述，貌似生猛活跃，实则模糊混乱。他够不上《红楼梦》那样的高雅，绝不是《金瓶梅》那样的世俗，也不是《生死疲劳》那般的乡土。实在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当然，也有一种高级的可能：余华将自己的作品当作一种后现代的”装置“艺术来塑造，他通过将人物、言行、时代、主题等的”错位“结合，来凸显他在主题上的”良苦用心“和胜人一筹。
应该不是我生性低俗，我在余华《兄弟》的行文中，实在找不到一丝的高雅和优雅。我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粗俗、粗糙的时代，但我在描述同一时代的不少文字里，是找到了行文带来的除了低俗的”刺激“之外的感觉的，比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在描述更激荡时代的文字里，甚至找到了更多的”崇高感“，比如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美国描写麦肯锡时代的作品也不少，我虽未读过，但据说也不乏”美妙散文诗“写就的小说，来揭露人性的黑暗，人世的阴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更是“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对，就是这个表述”美妙的散文诗“，这就是我在《兄弟》里找不到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全盘否定余华，只是觉得他的这部作品有重大缺陷，和贾平娃的《废都》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一样。
在语言上，它们缺乏”优美的散文诗“；在主题上，他们不能给你一种”崇高的悲剧感“。
这可能就是冯唐所说的衡量伟大作品的”金线“。二者缺一，都可以称之为”很好“的作品，但构不成”伟大“。
打个比较世俗的比方，就更真正的选美比赛一样，衡量标准应该是既有外在的皮囊，也有内在的品格与才华；二者兼具，才是真正的”尤物“。
世间太多美女，却没几个真正的尤物。
作为优秀的读者，读书的数量是次要的，首要任务就是练就从“美女”中甄别“尤物”的能力，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注：本文为“万千山”原创，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标明作者及出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